我出生于1964年，到文革结束的1976年，已经13（虚）岁，也算赶上了文革的尾巴。我对文革感受最深的就是游街。前几天，中国最开放的城市发生了妓女被强制公示事件。警方的这种强制措施实际上就是游街的一种，原理是让被处理人的荣誉感受到剥夺。
在不久前的文章中，我说中国的文革并没有结束。此论也得到了一些比我知名度高得多的评论家和学者的认同，在他们晚于我的相关文章中也提出了“文革并没有结束”论断。深圳公示妓女事件再一次证明中国的文革并没有结束，各种变形的文革意识还强烈地表现在公共事务乃至于所谓的异议人士的批判方式中。
如果要进行社会学与政治学的分析，恐怕需要不少于半年时间的专题研究。现在呢，我自己也忙于稻粮之谋，无暇塌实地做学问。下面的回忆，算是抛砖引玉的表达吧！这几段小故事也在我的私人笔记（非日记）中，那本笔记叫《人随社会草随风》。
我记住的第一个游街的“坏蛋”叫高洪廷，据说原来是大连造船厂的工程师，因为偷听过敌台（苏联广播）被遣送回原籍改造（应该叫“管制”）①。此人一表人材，一米八的个头儿，常年不变地梳着背头，爱穿蓝色的涤卡褂子（即上衣）。要不是镶着金牙，“各方面都像毛主席”——我们小时就那么认为。他一家回乡，自然吃不饱，便悄悄地偷队里的粮食。有一次偷得实在太多了——32个大玉米，让人们看出来了。说也奇怪，平时不知人们是出于同情或讨厌乃至害怕，很少对“坏人”实行“翻筐”。也许这一次太明显了，背筐里藏不好，露了馅儿。自然，他是双重“坏蛋”了——即是“现行反革命”又是现在的“坏分子”。事情报到公社，公安员老季决定让他游街，并给编了顺口溜：
“我是大庙高洪廷，
接受管制还不行，
偷了三十二个大玉米，
今天叫我来游行！”
被罚游街的人连成一串，每人拿着一件民乐器，一般是小鼓儿、钹、小铜锣之类的。自念完一段后，就用击打一下乐器。
还有一种办法是让每个人念一句，最后一个人打击一下乐器。比如一伙赌博的被抓住了，游街时，每人一句：
“二板子，”第一个人说
“长三，”第二个人说
“老虎，”第三个人说
“大天，”第四个人说
“我吃面！”第五个人说
用得都是赌钱的专用语。
那时候年少，不懂事儿，跟着起哄，看游街的还不算，往往要套顺口溜开玩笑。只是到了轮上自己家人的时候，才感到什么叫受到了侮辱。
有一年我父亲带两个同姓兄弟（也就是我的族叔）去河南新乡县古固寨公社的农机工厂当铸造“黑师傅”挣钱，回来，给叫到公社里。除了市管会（现在叫工商所了）罚每人八十块钱外，还得游街。我姑妈听到这个消息，疯了似地跟我大表哥往公社里跑。好在，找到了一个老表亲在公社里管点事儿，把游街改成了义务挖沟。全家松了一口气。但是，他们几个人不能享受普通河工的待遇，即不能吃集体的粮食，要吃自己的干粮。有一天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走了十几里路，给父亲送烙饼去，到了河边却傻了：满河筒子红、黄、绿的彩旗，大块红旗上都印着各大队（村）的名字；唯见一块不长的河段上，一面糊着白纸的旗时不时迎风展一下，上面的字很清楚：“黑师傅队”。（那个我虚岁10岁了，能认得字。）
那种感觉，现在想起来，还让人倍感羞辱。这种羞辱，不是因为父亲做了什么坏事，而是觉得仿佛无辜地被人当众扒了衣服。
我慢慢走到他们那个地方，有五几个人坐在放倒的小车子（手推车）边，吃着肉炖粉条儿和大个的白馒头。我家那个远亲还喝了不少酒，满脸通红，并不断咳嗽。父亲往我嘴里塞了一块肉，说：“快家走！人家要往咱家敛东西去。我不要饼。”
敛东西的意思就等于没收“非法所得”。
隔了两天，果然有人来，在村口有人冲我指指点点说什么。几个人奔我而来。打头的问的第一个是我的族叔家，我说认识。就领他们围着村子转了大圈子，趁他们不注意，溜掉了。不过，最终人家还是找到了三个人各自的家。我家被拿走了一只闹钟，两位族叔分别被推走了一辆自行车和一个小推车。
闹钟几乎是我们家最时尚的东西，一到晚上，我就趴在被窝里瞅它。里面的小鸡一下一下地作啄米的动作。可惜，喜欢了不几天，被人拿走了。打那天，我得了扁桃腺炎，发烧了三、四天。总梦见自己躺在一只小船上，小船不往前走，原地打转转儿。
父亲回来后，抚着我脑袋说：“市管会的老孟说你太尕了（大概指我领他们围村转一圈就自各跑了），他听说你病了，让我回来看你。要是你好不了，我就不去了。”
游行确是一种羞辱人的“刑罚”。记得有一年，我要上初中的时候，屯子后面有一个叫刘庄的村，因为男劳力少，女劳力也得出河工。有一个未婚的女子拒绝出工（——离开本村到别的公社会某村去住），公社里让她去游街。女子连羞带急，跑了几个月没回家。在另一方面，要是一个男子因与队里的干部打了架或破坏了生产去游街，反倒什么都不怕，借此一壮声威。
我有一位族叔②，不但打了队长（也是他的族侄），而且还发泄不满，把拉耠子收工的驴子给打惊了，耠子脚（铁尖）扎了驴屁股。他游了五天街（或说让公社里给办了五天“学习班”），回来后反倒扬眉吐气，更加肆无忌惮地攻击队长。直气得队长说：“我不干了，我不干了，还行不吗？！让你干，让你干！”他丝毫不谦让：“好，明天早起来，我就派活儿！”
大队上也没办法，终于认可了这次“政变”后果。
——————
①现在，高洪廷仍健在，生活在大连。他的二女儿成我的亲戚，是我一个外甥的岳母。由于亲戚的原因，我才提及他的名字。在一次我宴请他的二女儿的酒桌上，我重提当年经历，她纠正了我的一个错误记忆：他父亲不是为偷听敌台的原因被判了刑，而是在加班时喝多了酒，与其中一位姓蒋的工人开玩笑，说：“为蒋委员长干杯。”而后被举报。高洪廷被判了实刑，刑满后全家被押送回原籍即我们村。
②我的这位族叔仍健在，因此就不提及其名。但是，他给村里留下一段笑话，人们说：“连瞎X都能当队长，人民公社不黄了个蛋的，那才叫邪星呢！”但他是个热心人，村里红白事上他是个不可或缺的义务烧水工。他的大儿子在军队服役，军衔少尉；二儿子是厨师，在乡下开了一个小饭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