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服膺的大师有两种，归根结底则只有一种。
先说两种之分，一是在学科（学术）领域开风气之先，有超越前人，影响后来者之成果，进而影响时代的人物；一种是在思想上对社会进步居功至伟，泽披万世之人物，其思想对于一民族一国家乃至人类文明的发展而言，不能忽略者，方能为大师。此二者，如能居其一，则堪称大师。但归根结底，二者密不可分，光有学科（学术）之大成而无思想之厚泽，虽为大师犹有所缺憾。有学术大成就之人，必然在思想上对人类有所贡献或有影响时代之思想所在，比如科学技术的革新，本身不具有“思想”，却可以扭转、改变人类的意识形态；而在思想上能影响时代者，必然对时代进步有引领之功。
所以，大师虽有二种之分，实则只有一类。按照古人所说，即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中，为天地立心，是思想上的大师，大师中的大师，孔子、柏拉图等人是；为往圣继绝学，是学术大师，如钱穆、陈寅恪等人；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则是从“外王”的层面来谈，或者说是大师的“功用”，也就是就其影响所及而言的。如果再降而求之，能开一代之风气或影响一时一代者，如胡适、尼采等人是也；如果要再再降而求其次，则在一个时代关键处，有澄清时世之功者，也可以算得上大师，如哈耶克、殷海光等人是，李慎之、顾准等学者都不能算。当然，这里所提的大抵是人文学科的人物，其他领域的我不懂，不多谈。
按照这个标准，张中行老先生能称为大师或国学大师吗？张中行前期的著作，还谈不上是学术著作，晚年的随笔虽不错，最多也只能称之为散文名家，大师是谈不上的。如果谈国学，最有比较性的是钱穆诸人，钱穆于整理国学方面的贡献，又那里是张中行先生可以比得上的？或再拿熊十力等人的佛学研究来和张中行的“说禅”作品对比，又当作如何观？好，我们拿个同时代的人来和张中行比，就是台湾那个被张中行骂为胡说八道的南怀瑾，南氏为张老所不屑，但很多人应该能够同意我的一个看法，就国学普及方面的影响而言，张老逊于南氏几乎可作定论。
不错，也许时不我待，空有满腹经纶而不能济世，或经战火人乱而不能潜心问学，但这只能付之一叹，而不能成为为之“声辩‘的理由。而我草就”后五四“这篇文章的本意，也就是想指出，这一代学人有得天独厚的运气，却为时代所压抑，不能在”为往圣继绝学“上有所贡献，这是时代的悲剧，但也是人的悲剧，因为这一代人几乎没有能够超越时代的。在这个意义上，张老在人格上，也谈不上什么魅力。破四旧就跟着烧书，进干校就痛哭流涕，到了老年，回忆他在大学的系主任胡适，犹不敢多言。这样的人，中国多的是。这样的思想，这样的精神，用一句话来表述，就是”苟活于乱世“，有什么好景仰的？
最后再说说张中行的随笔的成就。在文体的贡献上，季羡林称之为“学者散文”，但学者散文并非始自张老。再说为文风格，张老的随笔可看、耐看，其文风冲淡、平和而不失幽默，但要说有什么缺憾的话，就是文章总归有些小家子气，而且为文太过匠心，看过张中行先生随笔的都知道，他往往要在第一段说明题意，在文章中还要说明这一段要写什么另一段要写什么，有点早年教人家写作文的味道。我的看法，张老的随笔实际上是一种“今体笔记”，为后世的历史研究提供些笔记类的史料掌故，特别是老北京、老北大以及“五四”时期风云一时的那些学者、名人的掌故，读来很有兴味。但总归还是沾了时代的光，占了点年纪的便宜。（此话有些不厚道）当然，总体而言，称张老为散文名家并不为过。
对于老者我们总要有几分敬畏，况且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至少六分是时代的错，四分是个人的思想境界问题。况且，不是大师并不意味着什么，大师毕竟难求，这世界上更多的还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平平凡凡的知识分子。斯人已逝，但盖棺论定不仅要宽容，还要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