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朱正先生大作《坦然》，及所引程千帆先生遗札手迹，不禁引起我对瞬已病逝十年的昭琛教授的无限哀思。昭琛先生名瑶（昭琛是其字），山西平遥人。终其一生都说山西话。1952年各大学院系调整，昭琛先生自清华大学调来北大中文系，我们开始共事。他长我八岁，谊在师友之间。到他病逝时，我们相交已近四十年。朱正先生大作及程老手札中各有一小误。昭琛于1989年冬先到苏州开会，因天寒室温太低，已感不适；后又转道上海参加另一会议，猝发肺炎，不幸病逝于沪上医院中，他并不是在苏州去世的。昭琛终年七十有六，程老手札言“此老享年才六十六”，实少算了十年。果如千帆先生言，则昭琛年龄比我还小了。
院系调整之初，中文系不少人都住在北大中关园。除昭琛和我外，尚有章川岛、冯钟芸、朱德熙诸先生。每逢散会回家，常常结伴同行。
昭琛既说一口山西话，每以谐语自嘲。当时尚无“普通话”这一规范名词，一般人仍称旧时北京官话为“国语”。故昭琛有名言云：“我说的话只能叫作‘中国语’，不能叫作‘国语’。”读者试以山西方音读之，颇似绕口令。吴组缃先生晚年，头发日稀而头顶日秃，但自双鬓至颔下，胡须却愈长愈密，一天不刮脸便“于思于思”。昭琛戏谓组缃先生是“毛发倒生”。其妙语解颐于此可见一斑。
1966年“文革”逆潮席卷全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皆在劫中。自1966年秋至次年春天，包括新年、春节在内，北大中文系造反派把我们这些人一律当成“专政对象”，并为党外老教师专门组织了一个搞清洁卫生的“劳改队”。年龄最大者为王力（了一）先生，其下以齿序，则为魏建功、吴组缃、林庚、王瑶诸先生，最年轻者是我。我们的劳动范围分成两部分，一是打扫中文系单身青年教师所住的整个一座宿舍楼，二是在此楼区周围清扫校园的环境卫生。时届深秋，落叶无边，但经我们打扫后，到收工时居然一尘不染。当时很多人来校串连，认识我们这些“臭老九”者不少，尤其是北大中文系历届毕业的校友，大都上过我们这些人的课，更是熟人了。我们初遭劫难，一时还放不下架子，往往在劳动时尽量远避人群，只顾低着头轻手轻脚地清除垃圾。惟独昭琛满不在乎，手持长柄大帚，在人群中如穿花蛱蝶般萦来绕去，“挥斥方遒”。不管群众投来的是同情的抑或鄙夷的目光，昭琛都旁若无人，视而不见。林庚先生曾半开玩笑半郑重严肃地说：“昭琛真了不起，搞起卫生来如入无人之境。”当然，我们心里还是很不情愿的，只是谁也不说什么。而昭琛有时却按捺不住，有一天他竟把伍子胥过昭关的唱词高声朗诵起来：“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滚油煎。”林庚先生事后对我说：“昭琛胆子真大，不怕闯祸，这要是让红卫兵听到，少不得又是一场批斗！”
1983年后，我从北大中文系调到历史系，同往日师友相见日稀。
但每年春节，我必到校内几位老先生府上拜年。计历史系两位：邓广铭先生和周一良先生；中文系三位：吴组缃先生、林庚先生和昭琛先生。记得昭琛逝世的前一年，那最后一次春节，我照例骑着自行车一家家趋访。由于昭琛高卧晏起，竟未获觌面。半年过去，听说昭琛竟蓄起了胡须，我乃暗忖：“岂伤心人别有怀抱乎？”
昭琛病逝于江南，已进入公元1990年。当时北京寓所设有灵堂，我只能面对遗容仰天一哭。我向他留京的女儿略问昭琛临终前的情景。
他因病危时呼吸困难，喉管已被切开，无法讲话，只能用颤抖的手在纸上画字留言。我去吊唁时值昭琛夫人杜女士外出，事后杜夫人给我写来一信，备述“文革”期间我和昭琛彼此相濡以沫的一些细节，并向我表示谢意。此后我又面询过杜夫人昭琛临终时情状，杜夫人说：“他已口不能言，只用手在纸上，后来乃在空中，反复写‘对不起你’四字。”我不忍再听下去，只好用别的话岔开。今杜夫人已迁出校园，住在去北大较远的燕北园，近年来只在路上偶然邂逅数次，未遑畅叙。她已霜鬓苍颜，所幸步履犹健。据悉她远在海外的三个子女，生活得都很好。昭琛泉下有知，可以瞑目了。
荏苒十年过去。每年春节我到校园中拜年的对象只剩下林庚老师和周一良先生两位了。而今春自新千年以来，竟一病数月，从旧腊除夕到新正上元，我一直呻吟床蓐。只能让我那从远方回京探亲的女儿给林、周二老各打一电话拜年，心中十分歉疚。深盼来年春节，我仍能亲谒林、周二老，给他们带去新世纪的祝福。
公元2000年岁在庚辰夏至后七日写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