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海宁的陈伯良先生以80岁高龄，积数年精力，写出《穆旦传》。按照人之常情，我等后生只有钦佩的份。待我读完之后，却又觉得遗憾甚多，比如从头开始，陈先生似乎一定要把穆旦塑造成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到了文章的结尾，陈先生又忍不住高呼：“安息吧！我们敬爱的爱国诗人”，这种带有道德标签的传记立场，在我看来，几乎要把穆旦的诗歌价值和人生教训彻底遮蔽了。好在我们读《穆旦传》，读的是穆旦的人生，穆旦的诗歌，就着陈先生陈列的诸多穆旦资料，我相信所有喜爱穆旦的人会对穆旦有一次更加立体的了解。
众所周知，在诗歌界，穆旦的地位现在已经是确定无疑了的，众多专家给予了穆旦崇高但是准确的评价。但是穆旦的人生价值呢？人们欣赏他的诗歌，似乎有意无意忽略了他的一世悲苦，半世屈辱。陈伯良先生把穆旦定义为爱国主义诗人，为我打开了另一种思考路径。穆旦这一代人刚好处在“救亡压倒启蒙”的转折阶段。
从陈先生收录的资料来看，穆旦的救亡意识显然是非常浓烈的：
“还有一次，社会上抵制日货，穆旦就不让母亲买海带、海蜇皮吃，因为当时这类海鲜大多是从日本进口的。要是买来，他不仅一口也不吃，到头来还把它倒掉。因此连大家庭中的伯父们也议论穆旦是赤色分子，让他三分。”
如果陈伯良记录的这个细节属实的话，便足以证明穆旦这一代人从小就完全被救亡式的国家主义情绪所统辖。这样的情绪构成了穆旦的早年诗歌文本，比如，被众人称道的《赞美》，“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这样的句子反复用了多次。观察穆旦其他的诗歌文本，国家主义和救亡意识一直是他的主线，宏大叙事似乎多于命运的细节。可以肯定，如果穆旦的诗歌写作能够持续展开，他的诗歌成就是不可限量的，可惜这一切只能是假设了。
当年在左翼青年大面积救亡思潮的缝隙中，另一种理性思想一直在传播。胡适在不同场合提醒学生，“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博学者如钱穆先生也数次提醒青年人要学有所长，力劝“在校师生须安心读书”。现在看来，穆旦更多的是受到了左翼思想和救亡运动的影响，对于胡适、钱穆等人的提醒并没有深刻体会。这直接导致穆旦日后放弃在美国的学术前途，万里迢迢回到大陆，立志参加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当年穆旦和杨振宁、李政道、巫宁坤等人在美国成立“研究中国问题小组”，巫宁坤、穆旦主张回国，杨振宁、李政道反对。若干年后，杨、李二人成为世界级泰斗，也成为国内的座上宾，巫宁坤被整得九死一生，穷困潦倒，90年代后决意移居美国，历史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巫先生几乎用一辈子的时间，绕了一个没有意义的圆圈。穆旦则成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从此放弃诗歌写作，靠翻译打发时光，59岁便以一介罪人的身份告别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