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的中国百年现代化过程，由于无法摆脱民族主义恶魔的纠缠，往往陷于自卑与自大之间的恶性循环。
如果说，一百五十多年前的鸦片战争，使中国遭遇了“千年未有大变局”，那么，一百五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变革在屡次错过机会之后，也在经过了令人痛心和焦虑的曲折反复之后，赶上了“千年之未有的大机遇。”因为，直到1949年中共掌权的百年间，中国的变革所处的内外环境皆无法为我们提供明晰的方向：先是列强的炮舰政策使中国连连受辱，让国人看到了西方物质文明的发达，于是，国人选择了办洋务的“器物救国”；继而是“甲午之战”的溃败，先进铁甲舰武装起的北洋水师不足以救国，让国人省悟到制度的弊端，于是走上“立宪救国”之路；最后是“辛亥革命”后的乱相及其袁世凯的尊孔称帝，促使国人开始超越“器物”和“制度”的层次，而深入到对文化病根的反思，儒教作为帝制意识形态的吃人本质才是误国之源，遂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学与民主”，也就是打到孔家店的“文化救国”。
由“器具不如人”到“制度不如人”再到“文化不如人”，国人对自身弊端的反省确实在一步步深入。然而，支配着这种反省的深层意识，不是“人的解放”和“民的富足”，而是丧权辱国的国耻意识，一切改革均被限制在狭隘民族主义的目标之内，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代替了人的解放的自由主义。正如经历过“五四运动”的知识人所体验的那样：除了抵制日货、拒签和约、打倒卖国贼等爱国主义之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不知道“五四运动”还有其他意义。（参见：《邓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内部限量发行版P161-168）而正是这种以民族主义目标优先的救亡图强运动，使国人在学习西方的强国之路的实践屡屡受挫之时，苏俄的“十月革命”获得了成功，遂使国人在现代化模式的选择上出现了模仿对象的两级化。
中共执政五十年里，即便毛泽东时代强调所谓“解放全人类”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仍然是中共政权道义合法性的主要支柱之一。只不过，中共治下的爱国主义在每个时期有所不同，从毛泽东时代的自傲好战型到邓小平时代的务实防守型再到江泽民时代的自傲好战型的重新抬头，也没有摆脱自卑与自大之间的恶性循环。
（一）毛泽东时代的好战式爱国主义
9.11后，很多大陆人表现出了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的好战、嗜血和不择手段，这种无人性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根子深植于毛泽东时代的战争叫嚣中。最近，有一篇贴在众多网站上的文章，看题目，似乎就是五十年代的《人民日报》社论：《埋葬美帝国主义独霸世界的狼子野心》。该文把美国称为“政治、军事、经济全面流氓化无赖化”的“真正的流氓无赖国家”，把美、英、日、以称为“真正的邪恶轴心”，号召“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丢掉幻想，坚持斗争。埋葬美帝国主义独霸世界的狼子野心，阻止其对全人类的巨大灾难发生。”为此，中国应该重点联合穆斯林世界和俄罗斯，向美国霸权主动出击。针对美国领导的反恐怖战争，该文居然得出如此荒谬绝伦而又耸人听闻的结论：“伊斯兰亡，则中俄危，世界危。中亡俄必亡，俄亡中必亡。”因此，中俄要借助穆斯林的仇美情绪，不惜动用一切手段打击美国，本。拉登式恐怖袭击无疑是目前最有效的手段。从中国外交战略的选择上看，首选的同盟甚至不是传统共产集团内的兄弟国家（如朝鲜、古巴、越南），而是与美国为敌的伊斯兰国家（伊拉克、伊朗、巴勒斯坦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及其恐怖主义，非但不是世界文明之敌，反而是中国基于战胜美国的需要而必须联合的首要盟友，是中国国家安全的最佳屏障。江泽民在9.11后访问伊朗和叙利亚就是正确的外交选择。
该文跟贴中的大部分网文也颇为凶狠，什么“要把台海变成彻底葬送台独分子的火海血海”，什么“让美帝国主义的航母化为灰烬”等等，这些网络言论颇能代表了新世纪大陆爱国主义的好战倾向。
当下中国社会对毛泽东的怀念，不只是身处两极分化最底层的弱势群体对铁饭碗及平均主义时代的怀恋，更是民族主义狂热中的爱国者们对敢于同时向两个超级大国说“不”的毛时代的怀恋。进入新世纪，“纸老虎”和“东风压倒西风”等毛语录重新泛滥，恍如回到了打杀声不绝于耳的毛时代。所以，谈论当下大陆的好战爱国主义，有必要溯源到毛时代的“天下心态”。
在中国的传统中，帝制时代的帝王们没有民族、国家等主权观念，而只有“天下意识”，即中国作为世界的中心怀抱着俯视天下的自我中心和自恋自傲之意识。在清末之前的漫长帝制时代，中国的发展基本是封闭的，没有遭遇过强有力的外来挑战，元、清的异族统治最终也被华夏所同化。所以，国人很少主动向外看，即便看见周边的外在世界，也从来没有过“民族国家”的观念，而只有统领宇宙的“天下观念”。统治精英们相信：自己治理的不是一个边界明确的国家，而是包容一切疆土的“天下”，以自我中心的天下心态俯视周边国家。国人称自己是文明的“礼仪之邦”，而把其他国家及族裔贬为“蛮夷”；把自己作为万邦来朝的中心朝廷，而视其他国家为臣属。蛮夷诸小族与文明大汉族之间的关系，是下对上、边缘对中心的不平等之君臣关系，诸臣属“蛮夷”只有自下而上的“朝贡”义务，相应地，中心国也独享自上而下的“恩典”权威，而绝无平等的外交往来和利益交换。甚至在西方列强用现代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国人的天下心态仍然没有实质性改变。那时的满清贵族和士大夫阶层，很少用不带贬义的词汇称呼西方人，甚至真的认为洋人“其种半人而半兽”，或为“人鱼混体”、或为“人虫杂交”。保守的官员和愚昧的士绅为了维护天朝大国的虚荣，造出各种谬论和谣言来煽动民众的排外狂热，比如：那些为中国带来外辱和不平等条约的重大教案，大都来自士绅们制造的谣言，诸如，传教士食婴、挖心、挖眼、致幻、投毒、掘坟、诱奸妇女、拐骗孩童、私藏军火和教民为匪等等……直到甲午之战大败于被视为“弹丸之地”的日本，国人才不得不被迫收敛起君临天下的大国傲慢。但是，朝廷又利用“义和团”暴乱来宣泄对外仇恨和维护华夏中心的虚荣。直到今天，“洋鬼子”仍然是国人称呼非我族类的惯用词。
落伍挨打的百年耻辱并没有消除这种自我中心的民族傲慢，只不过暂时转化为另一极端——自卑自贱，而一旦自以为重新强大起来，自我中心和自恋自傲必然随之复活且膨胀。
中共在野期间，一直宣传中国革命的第一目标是“反帝”，其次才是“反封建”。中共在1949年掌权后，马上宣称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第一座就是“帝国主义”。毛泽东的反帝檄文《别了，司徒雷登》，成为中国告别半殖民统治的反美宣言。当毛泽东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之时，国人的民族主义便由懦弱自卑转向了盲目自傲。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帝国主义的武力入侵和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而采取闭关锁国的愚民国策；另一方面是为了充当全球领袖和恢复天下帝国，而高喊解放全人类的国际主义；在这里，传统的天下心态全面复活，好战型爱国主义泛滥成灾于整个毛泽东时代。
毛时代的好战型爱国主义的产生背景，1，在国共内战中，由苏联支持的中共打败了由美国支持的国民党，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和闭关锁国。2，世界两大制度的力量对还处于冷战均势，苏联和中国一起对抗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与美国打成了平手（却被宣传成打败了美帝），在越南战场上打败了美国，战争胜利被无限夸大，导致了盲目自信、军事化经济及其大跃进。3，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和援助第三世界的国际主义，成为称霸世界野心的意识形态包装。4，随时准备应付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备战意识。
毛泽东本人的狂妄野心和主观臆断充分利用了这一切。毛迷信主观意志和枪杆子，掌权后一直陷于自己终将成为世界革命中心的幻觉之中。故而，毛时代的经济建设，与其说是计划经济或赶超经济，不如说主要是服务于战争或战争准备的军事经济。从朝鲜战争开始，毛就把中国带入了战备经济的轨道，重工业优先、以钢为纲、放纵生育、三线计划和研制核武器等国策，皆是军事经济的产物。毛泽东在国力完全不具备的条件下，不顾人民死活而支持共产集团对美国的战争，发动赶英超美的大跃进和大炼钢铁；为了与前苏联争夺国际共运的霸主交椅，在反修防修的借口下，在人为制造的战争不可避免的紧张中，同时对抗两个超级大国；他还抛出第三世界论，对落后国家输出毛式革命，领导世界性的“农村包围城市”（落后的第三世界包围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鼓吹解放全人类的国际主义……这一切极富进攻性扩张性的好战言论和外交举动，说到底，只是在自我中心的天下心态之全面复活的纵容下，毛泽东想做全球帝王和人类救主之野心的极端膨胀。比如，毛泽东为了让苏联帮助发展核武器，使中国变成一个超级军事强国，全然不管大跃进饿死了4000万人左右，还要向苏联出口粮食。毛泽东之所以如此，完全是他本人称霸世界的野心使然。1958年8月19日，毛泽东曾得意地对一些省市领导人说：“未来我们将成立地球管理委员会，为全地球制定统一计划。”
毛泽东全凭手中的绝对权力贯彻个人意志，煽动起国人蔑视一切的狂妄。那时的毛泽东，真的具有“一句顶一万句”的权威；那时的国人，真的相信毛泽东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美帝和苏修也不例外；也真的相信世界的未来一定是“东风压倒西风”，中国人民一定能解放全人类。在这些冠冕堂皇理由背后，却是野蛮而原始的天下心态、霸主野心、仇恨教育、敌人意识、斗争哲学和暴力崇拜（对枪杆子的迷信）。这种意识不但是毛泽东本人的信念，也是全中国的信仰，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普遍信仰，并在文革中达到高潮。
1949年后成长起来的所谓“红旗下一代”，从小接受的就是报仇雪恨、暴力崇拜、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的灌输性教育，绝对相信毛泽东的信口雌黄。他们在红色爱国主义的鼓动下，陷于暴力革命的疯狂之中，而文革，正好为他们提供了践行暴力革命的舞台。在造反的红卫兵群体中，有人冲砸焚烧外国驻中国的使领馆，有人专门骚扰国际列车，还有狂热者不满足于国内的暴力造反，怀着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偷越边境，潜入越南、泰国、缅甸等国，投身于当地的毛式游击战争，甚至组成过“知青营”。
1966年9月1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在《打碎旧世界创立新世界》一文中豪情万丈地向全世界宣告：“我们红卫兵是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死刑的执行者，是旧世界的掘墓人。我们将亲身参加埋葬美帝国主义的战斗”。1967年，由红卫兵集体创作（主创者中就有后来被称为蒙胧诗奠基者之一的食指）的叙事长诗《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们》风靡一时。这首诗所表现的那种横扫世界的英雄主义豪情和解放全人类的扩张野心，其疯狂程度已经达到了毫无常识的荒谬绝伦。该诗讲述了一个红卫兵战士怎样投身于“第三次世界大战”，怎样驰骋欧洲，又是怎样把毛泽东的旗子插在美苏两强的首都最具象征性的建筑物上——克里姆林宫和白宫。诗中描述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中国英雄们，将饮马顿河和占领莫斯科，把五星红旗插在克里姆林宫的最高处；他们还将抽美洲的烤烟，喝非洲的清泉，最后登陆北美，攻克华盛顿，让五星红旗飘扬在白宫尖顶，如同解放军攻占南京一样。
很讽刺的是，最近有一部收视率颇高的描写贩毒的电视连续剧《黑冰》，剧中的最大毒枭，正是当年去缅甸献身于世界革命的老红卫兵。他已是中年，仍然穿着一身将校呢黄军装，戴毛泽东像章，对当年的造反岁月念念不忘（如同大多数不肯自省的老红卫兵一样）；他心狠手辣，满脑子阴暗的权力欲和统治世界的野心。他制毒贩毒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实现他年轻时的权力野心。当毛泽东时代的造反无法达到这一目的时，他就与时俱进地利用邓、江时代的金钱手段来达到。换言之，当年的红卫兵变成今天的大毒枭，跨国革命变成了跨国犯罪，准确地表现了两个时代之间的差别，也同样准确地勾画出国人的劣根性：统治天下的权力野心和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