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小平时代，实用主义代替了乌托邦妄想，发展经济代替了阶级斗争，裁军代替了扩军，民生经济代替了军营经济，防守型爱国主义代替了好战型爱国主义。在对外关系上，邓小平抛弃毛时代的三个外交支点：以意识形态画线、做第三世界的领袖和随时准备迎接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代之以超越意识形态的利益优先，重点发展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尽量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且裁军百万。
八十年代的民间，国人急切渴望摆脱了贫穷和恶斗，封闭的国门突然打开，政治改革成为热点，外面世界的富裕和多彩凸现了自身的落后和贫乏，民族耻辱、赶超欲望、对富足西方的嫉慕和坚守古老文化的自傲，同时并存。尽管爱国主义越来越成为官方的新意识形态的核心，尽管在“中西文化大冲撞大论战”中已经出现了“21世纪将是中国世纪”的预言，但那时毕竟还有以自由化为标志的开放心态和西化思潮，可以制衡民族主义情绪的泛滥。现实落伍以及自卑情结所激发的主流情绪，还不是对外仇恨和扩张，而是向往和学习西方。
六四之后，西方国家一致制裁中共政权，世界舆论一致谴责大屠杀，使中国和西方的关系陷入低谷。为了稳定政局和转移目标，中共又祭起了寻找外部敌人的毛泽东策略。对内，把八九运动指控为海外反华势力插手甚至遥控的颠覆阴谋，是西方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霸权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最新证据，反自由化、反和平演变成为意识形态的核心任务。在外交上，大屠杀使中共陷于新一轮的国际孤立，而中国的经济发展又离不开发达国家的市场、资金和技术，加之前苏联红色帝国的解体对中共政权的冲击，所以，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共政权的谴责和制裁，邓小平奉行现实低调的对外防守态度，使“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外交战略主宰了整个九十年代。
但是，一个独裁政权做出“决不当头”的外交承诺，在道义上是下流的，因为这种实用主义外交战略，没有任何道义诉求而只着眼于既得利益，仍然奉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无赖道德，骨子里的称霸心态或天下心态并没有改变，相信“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轮流坐庄乃霸权转移的必然规律。在实力不足时就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以图东山再起。而一旦中华之振兴成为现实，强大的中国将在未来的国际舞台上重演“报仇雪恨”的吴越春秋，再次成为“天下中心”。
事实上，这种下流的“韬光养晦”之策，也并非邓小平的专利，毛泽东才是“韬光养晦”的鼻祖。
毛泽东非常狂妄，几乎看不起所有政治枭雄，但在更为强大的斯大林面前，他也只能韬光养晦，甚至不惜自我贬损。在抗日战争时期，割据陕北的中共基本靠苏共养活，所以，中共一面高调反对领导抗战的蒋介石政府，另一面却高举捍卫“红色苏维埃”的旗子；中共掌权后，无论在冷战时期还是在冷战结束之后，中俄之间从来没有过基于道义的盟友关系，即便50年代初的中苏蜜月，也不过是两个野心勃勃的极权者之间的相互利用而已。斯大林需要中国充当他称霸世界的东方炮灰，毛泽东需要苏联的帮助摆脱孤立、巩固权力和重建废墟。也就是说，苏中的盟友关系是共产极权秩序内部的“主奴关系”，斯大林是“老大哥”，毛泽东是“小老弟”，前者主宰和扶持后者似乎是天经地义。而斯大林一死，老大哥的位置出现空缺，处于“小老弟”地位的毛泽东，看不起斯大林的接班人，而自以为有资格充当“老大哥”，极权者之间的你死我活的冲突，也就必然爆发且不可调和。从六十年代开始，中苏冲突的剧烈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中美冲突。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斯大林每次接见中共要员时，都声称绝不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高岗等人，每一次面对斯大林的故作姿态，皆以谦卑的口吻请求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参见《斯大林与中国》）。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历史专题片中，我看见过这样一个片断：国人举行抗美援朝的盛大游行，抬着一副斯大林和毛泽东握手的巨幅画像，画像上的斯大林以高大魁梧的形象俯身倾顾着身材矮小向上仰视的毛泽东。而众所周知，现实中两人的身高恰恰相反，应该是身体高大的毛泽东俯视倾顾身材矮小的斯大林，而斯大林只能屈居向上仰视的窘境。
斯大林和毛泽东皆是狂妄的极权者，但当毛泽东自认实力不济时，为了换取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他就韬光养晦，竟不惜公然用画像上的颠倒黑白献媚于斯大林，以自我贬低凸出斯大林的高大，以小兄弟的仰视把“老大哥”捧上云霄。中苏决裂之前，在毛泽东治下的中国，反苏就是反革命。而当毛自以为羽翼丰满时，就公开觊觎共产领袖的地位，就强调自力更生，就由“决不当头”变成“争当霸主”，所以，中苏决裂，恶语相向，大骂苏修及其霸权主义，拥苏就是反革命，甚至不惜兵戎相见。而一旦前苏联的核物威胁近在眼前，中国内忧外困的孤立窘境顿时凸现，毛泽东不得不收敛起两面出击的外交锋芒和充当世界革命领袖的野心，放下身段联美抗苏。
所以，“韬光养晦”，不过是信奉实力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独裁者的缓兵之计，而绝非基于人类道义和长远利益的外交战略。韬光养晦与遍布网络的好战爱国主义的区别，只是表面的，即官方的外交辞令和民间的流氓俚语之间的区别，其内在的民族心理皆是下流而阴暗的。
改革开放以来，大陆民族主义的第一次大爆发，由1993年北京申奥失败引发。这一失败使中共的体育外交破产，也重挫了国人的民族自尊。而民族自尊的受挫，恰好为中共急需修补政权合法性提供了绝佳时机和民意资源，中共自然不会放过。如果国人不相信八九运动是西方反华势力全力介入的结果，不相信武力镇压是为保护国家利益而不得已采取的决策，那么现在西方反华势力对北京申奥的破坏就摆在眼前，不由人不信。于是，百年外辱的延续和反华势力的颠覆，又有了新的例证，国内掀起了改革以来的第一次激进民族主义思潮，它的主流情绪是怨妇式控诉式谴责式的：以歪曲甚至编造历史的方式，蓄意历数百年来西方人在中国土地上犯下的罪恶和对中华民族的侮辱。
但是，这种以诉苦指控为主的怨妇式民族主义，已经透露出在新世纪占据爱国主义主流话语的好战化流氓化倾向，其大众化版本的代表就是《中国可以说“不”》。在该书中，极端的民族仇恨、大中国野心、嗜血的浪漫抒情和泼妇骂街的流氓腔调，一应俱全。历数美国霸权对中国对世界犯下的滔天罪行，大骂美国人及其亲美派全是“贱坯”，只能让其闭嘴：“不许放屁”。全力煽动仇恨和好战的民族主义：“如果和解变得极不可能，我号召中国人民记住仇恨！”和“进行报复！”使台湾海峡“筑成一堵无形的哭墙！”“我们郑重建议：华盛顿建造一座更大更宽的阵亡军人纪念墙，……那座墙将成为美国人心灵的坟墓”。而中华民族的“顶尖人物”将在这血染的风采中“注定要崛起”，他们的使命就是为实现“领导二十一世纪”的野心而奋斗，而美国霸权主义及其走狗注定“完蛋！”
由此可见，韬光养晦的低调孕育着大国外交的高调，怨妇式的民族仇恨喂养着报仇雪恨的种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