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按：巴金在铁幕国家下这样的“欢呼”，当然算不得奇文，只不过是彼时知识分子的常态罢了。不过看看现在那些作家的发言又比巴金高明多少呢？我现在登出巴金的发言，不是为了说巴金没有节操。在那个时代，节操已不存在，只少数像陈寅恪先生一样的坚守者。我们并不是要做出事后马后炮似的高明，也不是要逞现我们的道德优越感，而是为了不忘记这样的耻辱。巴金这“欢呼”排比句用得真多，到了堆砌辞藻的地步，看了这样的“奇文”才发觉文学的修辞手法，对妆点苦难，粉饰现实，真是特别有用。因为越是美好的词句越能使铁幕统治，像鲜花包围的万人坑。外面的人看了，以为花团锦簇，其实鲜花下面是血流成河、伏尸无数。
四九年后所有的作家编集子，都不应该叫全集，除非你把这些“欢呼”和另外的检讨、告发材料，也收进你的集子中，那么你才有资格配叫全集。像邵燕祥先生将自己的“人生败笔”发表出来的人，还是太少。知识分子一是爱面子，二是觉得法不责众，因此认为忏悔是别人的事。自己都比别人高明，自己还是受害者呢，凭什么我要去忏悔？像余秋雨这样的人只知在每个时代讨得好处，却不承认自己在那个时代制造的奇文，是如何地给文化和社会带来了灾难。一个人不准备把过去的屁股揩干净，就开始到处表演良知和赓续文化，是不是太低估别人的智商了？在那个时代说过些不是人话的话，虽然不必骄傲，但也可以理解，不过至死不承认有什么不对，恐怕就和“伟大、光荣、正确”到死不认错的独裁者，没有什么区别了。
谢泳兄在研究一九五七年民间言论，我认为是很好的思路。我还主张将四九年后知识分子的“欢呼”结集在一起，来个《万人欢呼集》，做一系列的研究，才可以看出知识分子在其间的挣扎、辛酸以及如何助纣为虐，这是我们知识分子的“罪”，不必隐瞒。虽然我们是后来者，但我们一样与有辱焉。
我曾于去年巴金去世时，写过一篇《全国人民打巴金的丧伙》，其中我有一个观点：钱锺书说名声是误会的总和，我说，四九年后所谓的名声，就是被中共利用的总和。我再重复一遍，在四九年后的铁幕国家，除非是异见者的声名扫地（如胡风、胡适等），那些从正面获得名声的，大多是名声有多大，耻辱便有多深。对巴金的评价，自然是见仁见智的事，但我坚持我的看法（八十年代有一段他的表现得到我的赞赏，请参看去年十月份的博文《全国人民打巴金的丧伙》）。
我这样做，并不是说我就多么高尚，也不是认为自己比巴金更有道德勇气，而是为了藉反思而使这样的耻辱，永远不被人们忘记。个人在独裁者统治下固然渺小，但没有谁能够免除自己在独裁统治下所犯下的罪过，包括我自己。
下面是一九五五年巴金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发言，抄自《1955年人民手册》（《大公报》出版）第193至194页。
主席、各位代表：
站在这个讲台上，我感到万分紧张，因为六万万人民在倾听从这里发出的声音。
我听了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非常兴奋。这个报告又真实又正确地总结我们国家五年来各方面的辉煌的成就。这些成就是全国人民亲眼看见的。这五年来在我们每个人的四周不断发生新的变化。不必依靠数字，谁都可以举出几件事实来说明国家的飞耀的进步。长期受压迫、被奴役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自己丰饶、广大的土地上做了主人，结束了过去受冻挨饿的痛苦日子。六万万人民团结成一个整体，用忘我的劳动，参加祖国的建设。在我们国家里，每一双手都在动，每个脑子都在思索，每一颗心都充满着爱，每盏都发光，每块炭都发热，每个齿轮都在转动，每样工具都在使用。这一切都是为着一个共同的理想，一个共同的事业。在一个统一的计划下面，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哪一个地方不在改变？哪一个地方没有斧头和铁锤的声音？哪一处听不见笑声、歌声？哪一天看不到新人、新事？对四川人民来说再没有比听见成渝铁路上火车的放汽声更令人感动的事了。还有哪一个政府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实现了四川人民四十年的愿望？
今天我们的国家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独立国家，而且正以无敌的力量向着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迈进。面对着这个伟大的现实，我们文艺工作者固然感到非常兴奋，但同时也感到万分惭愧。我们不能否认这五年来在文学部门中也曾产生若干为人民群众喜爱的作品，这些作品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我们国家那些惊天动地的大变化，也创造出一些有高贵品质的英雄人物的艺术形象。但是这一点成就是配不上新中国的整个局面的。王芸生代表在大会发言中提到“在文化部门尤其缺少创造性的工作，小说、剧本少得可怜”，这说明了今天文学艺术落后的现象。我们生活在人民中间，跟人民一同欢笑，一同前进，却没有充分地表现出人民的欢乐、热爱和团结一致的感情。这个光辉的时代反映在我们作品中也显得黯淡无光。我们的作品常常因为作者想做到四平八稳、照顾周到、人人满意，而变成既不生动又无力量的东西。这些年来有多少文学工作者写过像王芸生代表所说的“干干巴巴缺少情感的文章”？我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倘使我们不能克服我们的缺点，我们就会被读者抛弃。
我们的缺点的确不少：我们一方面没有用充分的热情歌颂我们国家的新人新事；另一方面对我们社会中一些不健康的落后的现象也没有及时揭露和批评。谁都知道在我们国家里充满了新鲜的、光明的东西，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腐朽的、垂死的东西并没有全部消灭。这些东西在新的力量的打击下还时时抬起头来作最后的挣扎。而我们一部分国家机关工作中存在着的官僚主义正好帮忙延长了它们的寿命。有的代表在大会发言中一再提到官僚主义。的确官僚主义不是经过一反再反就会绝迹的。今天我们还常常从人民口中听到官僚主义的故事，仿佛在读果戈里、谢德林的小说。例如，有些干部来自人民中间，却喜欢把自己关在办公室内，在文牍中消磨日子。还有一些干部忘记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员，只喜欢听奉承，不高兴听批评，对人民的意见也常常不加考虑。也有一些领导部门常常不经过详细调查、全面研究，单凭主观愿望作出决定，发布命令；下级就机械地执行，也不反映真实情况，更不考虑这种办法是否对国家和民有益。……这些事实虽然给我们国家和人民带来若干损失，但是我们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并未因此而减少。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党和政府一再号召全国人民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跟一切不良的倾向作斗争，我们文学工作者更应该用自己的笔来展开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协助政府克服各种落后现象。在宪法实施以后，我们的政府一定更有办法把旧社会残留下来的坏现象彻底肃清。
各位代表，我们从各不同的地区来到北京，我们都记得我们动身时的情景：多少双手紧紧握着我们的手，多少亲切的眼光望着我们，多少激动的声音向我们嘱咐。我们把六万万人民的心带进会场，我们不会忘记六万万人民的共同愿望：为国家安排一个光芒万丈的前途，为子孙安排一个无限美好的将来。我们的工作是庄严的，我们的工作也是艰巨的。回顾了过去五年来的光辉灿烂的成就，再看到全国人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诞生的欢腾的景象，我们对我们的工作更有了信心。六万万人民的共同愿望是一定会实现的。作为人民的代表，我们一定必须把整个心献给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的事业奋斗，这是人生最美丽、最光荣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