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战化爱国主义的表现：从怨妇诉苦到暴力爱国
虚幻的自信自傲和盲目的仇恨好战，使大陆爱国者泯灭了一切普世价值，沉迷于一片咒骂喊杀之中。鼓吹武力攻台和向美国宣战的言论，成为从官方智囊、知识精英到爱国民众的一大时尚。
在知识精英的笔下，这种好战化的爱国主义，一方面表现为对西方霸权的“大拒绝”，另一反面表现为时刻准备着的“大出击”。前者以伪学术化和伪理性化的形式出现：政治上拒绝西方的“政治霸权”，反对和平演变；军事上准备与美国的“军事霸权”对峙，提倡国际秩序的多极化；经济上防止“资本霸权”对中国的控制，保护民族经济成为不证自明的绝对前提；文化上防止“文化殖民”和“拒绝西方话语霸权”，提倡学术的本土化。
有人还提出了所谓当代国际秩序的“制度霸权”：即全球化规则的制定和仲裁都由强者垄断，弱者只能接受而无权置疑，资本全球流动的结果，是赢利主要流入发达国家。具体到主要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奖项，其游戏规则和评价标准皆是由西方价值操纵的。政治上的联合国，经济上的WTO，军事上的北约，文化上的诺贝尔奖、欧洲三大电影奖、美国的奥斯卡、体育上的欧文斯奖、音乐上的格莱梅奖、绘画上的威尼斯双年展等等，到处都是西方的标准和规则。在中国知识精英们的眼中，之所以产生这种主导世界的制度霸权，绝非由于西方文化及其制度优于其他文化或具有普世性，而是因为西方在经济上科技上军事上的强大，是器物层面的实力使然，而非精神层面的价值使然。
另一方面，国内的爱国学者中唯恐天下不乱者也大有人在，他们重提毛泽东时代的“国际冲突”论、“你死我活”论、“战争不可避免论”，甚至有人宣称：台湾问题迟早要引发中美的全面交恶，中国需要一场新的“太平洋战争”，因为“争取世界领导权的斗争必须通过打一仗才能解决”。同时，他们借助于国际关系和外交战略的研究，把中国的国际处境描绘为背水一战，中美冲突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的外交主轴，要求中共政权放弃韬光养晦，转而在政治、外交、军事等方面采取强硬态度。在外交上，不遗余力分化西方盟国，改善与印度等周边国家的关系，拉住俄罗斯、残余共产小国和阿拉伯世界，即联合世界上一切反美力量，明确执行与美国全面对抗的战略。
古代中国的回光返照是新世纪民族主义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帝王们的祭奠仪式全面复活，官方出面主持“祭黄帝陵”和“祭孔”，知识界的保守主义掀起“尊孔读经”运动，论证“王道政治”在当代中国的合法性；王小东、左大培、扬帆等人发表了“保卫社会主义宣言”中，他们宣称：“中国一千多年来一直是世界第一超级大国，被人打败只不过150年以来的事，最多追溯到300年。即使如此，目前在综合国力方面，仍旧是除美国以外的，第二流的超级大国。建国50年来的腾飞，民族文化的复兴，已经指日可待，凭什么要在腾飞和瓦解的关键时刻，选择自我瓦解？”换言之，他们认为，中共执政的50年来，国力和军力齐飞，民族文化和民族自信同兴，对内是千年未有之“盛世”，对外已经取代俄罗斯而成为抗衡美国的主要大国，中国取代美国也“已经指日可待！”
另一本表达民族自傲的书叫做《变乱中的文明》，该书受到王逸舟、胡鞍钢、阎学通、扬帆等新左派的强力推荐，书中表达的核心观点是：1949年执政的中共，已经带领中国人民建造了第二座长城，“我们用自己的手消灭了帝国主义奴役。我们正在摆脱贫困，重新崛起，重振民族之风。”为了保卫这座新长城，作者用了一大段极为做作的抒情文字，最后号召道：中国人必须“象我们的祖先那样，必要时我们也敢于诉诸武力付出碧血。”
有人专门论述：只有激发尚武精神，中国才能强大。一篇名为《尚武中国》的文章获得普遍的好评。该文开篇就是：“要国家强大，必要抛弃奢谈仁义道德、重文轻武之风。”接着从春秋战国一路论列下来，直到当下的台海战略。作者把是否尚武作为解释朝代兴衰的钥匙，结论是尚武者兴而轻武者亡。他推崇秦国在与赵国的长平一战中，秦国大将白起活埋赵国俘虏40万的野蛮，因为这是秦盛赵衰的决定性因素；他把汉朝为了一匹宝马而消灭一个国家作为千古美谈，因为这显示了“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霸气和自信，“那是何等的啸傲天下！”；而宋朝之所以饱受凌辱以至于亡国，就在于喜谈“理学”和“心学”，“酣嬉太平、尤厌言兵”。现在的中国，既受到美国霸权的围堵，又经常受到周边国家的挑衅，自身又承受着人口庞大和资源匮乏的压力，作者反问道：“难道中国就应该死守一块陆地，无所作为？”结论是：当下中国的扩军尚武势在必行，不必小心翼翼、偷偷摸摸，而应该大张旗鼓行尚武之道，被指责为“强横霸道”和“中国威胁”又如何？
对于“血浓于水”的台湾，中共政权屡屡进行武力威慑，御用学者辛旗甚至放言：如果陈水扁及民进党执迷不悟，我们不惜把台湾打烂重建。中共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所长许世诠也口出狂言：“美国最近一连串反中行动，严厉干涉中国内政，美国不要忘记，中国曾因为同样理由出兵去朝鲜半岛和美国打了一战。”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也主张“武力遏制台独越早越好。”再看看大陆的互联网，陈水扁当政后，网上一直充斥着近于疯狂的喊杀声，爱国网民们称陈水扁是美国的傀儡，面对日益嚣张的台独势力，必须不惜一战，打沉台湾这艘美国反华的“航空母舰”。网上出现众多武力攻台的战略方案和两岸军力对比的帖子，认为“解放军打击台湾具有绝对优势”，所以“打比不打好，早打比晚打好”的言论非常普遍，还有主张导弹奇袭和经济封锁的双管齐下。民意调查也不断地放出好战的结果：95％以上的受访者坚决反对台独，80％以上主张“武力统一”。更有心理阴暗者说：最上策是坐享其成，等到阿富汗把美国拖垮之时，中国就出其不意地一举解放台湾。
对美国，政权和民间爱国者都把美国视为头号敌人，虽然中共政权基于实力对比的实用主义立场，也基于权贵集团的经济利益（权贵们的大量亲属移居美国，惊人资产转移到美国），一直对中美冲突保持现实低调，但是明里暗里都在加大军事开支和抓紧军备，意在对抗美国和威慑台湾：连年大幅度增加军费开支，增加福建沿海地区的导弹部署、从俄罗斯大举购买先进武器、并与那些与美国为敌的国家保持密切关系。而民间情绪的主流则开始抨击“韬光养晦”，转而支持“大国外交”，支持一切针对美国的强硬政策，即便在国内问题上对中共持批评态度的知识精英，在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问题上，也与中共政权完全一致，坚持一种与美国为敌的大中国主义。甚至直呼其名地批评江泽民和朱鎔基对美国太软弱。一篇署名周志宏的文章《合围》称：围堵中国是“小布什政府的狼子野心”，“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大声疾呼：“打起精神来吧！狮子！！！”
《环球时报》2002年6月10日发表文章，驳斥美国新近流行的“中国崩溃论”，顺便也驳斥了早已在西方流行的“中国威胁论”，认为无论是唱衰中国还是视中国为威胁，皆是霸权主义、冷战思维和阴谋政治的产物。《联合早报》6月12日报道，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举办《美国的战略调整、新战略秩序与21世纪中国的国际安全》研讨会。与会的中国专家学者一致认为“美国把中国视为头号对手”，甚至认为布什实际上已经把中国列入“邪恶轴心”或“邪恶国”。南方网发表题为《美国新战略笼罩亚洲欲建立包围中国的隐形长城》评论。该文分析了反恐战争以来美国的外交战略，结论是布什政府“正在认真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新秩序”，而这一秩序得以顺利建立的主要战略前提就是围堵正在崛起的中国。在此新战略的格局下，美国与亚洲的传统盟友之间的关系日益走向军事化，俄罗斯和中亚西亚也正在融入西方，中国的传统势力范围和同盟国家正在美国的利诱下，一个个弃中国而去。甚至象缅甸这样的军政权，也通过释放昂山素季来寻求与美国改善关系。所以，中美正面冲突将不可避免。
网民们更不会放过任何宣泄仇恨的机会：撞机事件引来一片打杀声，9.11后是一片幸灾乐祸和对超限战的鼓吹。恐怖分子偷袭的成功，给国人带来了向美国挑战的自信，弱者也可以用生命向强者挑战，本。拉登成为爱国者心中的圣战英雄，世贸大厦瞬间的灰飞烟灭和几千平民的死亡，更证明了不可一世的美国是多么脆弱。到处是“阿富汗是又一个越南”、“美国的噩梦刚刚开始”、“反恐联盟出现裂痕”、“本。拉登是受压迫民族的英雄”、“一个拉登倒下去，千万个拉登站起来”等标题……有人献言：中国一定要尽快发展可以直接打击美国本土的远程核武器，从现在就着手准备不择手段的超限战争。为了加强民族自信和激发好战意识，许多人重新翻检毛泽东时代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印战争、中苏珍宝岛之战以及邓小平时代的中越战争等当代历史，以此来证明我们曾打败过各种敌人，包括最强大的美国。
虽然，邓小平的发展经济为主的战略代替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敌人意识和火药味随着小康生活的来临而逐渐淡化。但是，一党独裁在本质上的权力恐惧症，不可能放弃“敌人意识”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暴力革命论。只不过，敌人意识由普遍的阶级斗争转向针对极少数反华势力的代理人，由国内转向国外，仇恨理论由阶级仇恨转向民族仇恨，暴力崇拜由“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转向“枪杆子里面出统一和出民族尊严”。由仇恨心理、敌人意识和枪杆子崇拜构成的野蛮传统在爱国主义借口下的复活，在对内统治上，构成共产信仰崩溃后的新的意识形态；在对外关系上，构成对台湾和美国的武力讹诈。这些好战的狂热爱国者所依据的理由是：对于美国霸权以及台独分子来说，他们唯一能够听懂的语言只有“导弹的爆炸声”。爱国者们现在的毫无顾忌的好战言论，很可能就是将来的为所欲为之暴力行动的准备。
如果说，90年代中期，作为大众读物的《中国可以说’不’》的民族主义煽情，还主要精明的书商基于商业利益的炒作的话，那么，新世纪里新左派学者们和网络爱国者的民族主义煽情，主要是出于盲目自傲和献媚于当今独裁者。但二者都表达了同一种嗜血的称霸世界的民族主义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