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人权至上与和平主义逐渐成为人类的主流价值，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也为历史大势。德国和日本经历过二战大败的耻辱，但二者重新崛起靠的不是好战的民族主义，而是政治民主化和自由经济的成绩。台湾创造的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靠的也不是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决心，而是放弃武力反攻的国策，促成社会制度的自由化民主化。改革以来的中国有了较大的发展，靠的也是经济的渐进自由化与和平的国内外环境，而限制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阻碍和可能使中国走向崩溃的危险，第一是独裁制度，第二是由独裁制度煽动起来的狂热爱国主义。
凡独裁者皆是口头上高唱和平，而实际的夺权及其统治经验却让他们在骨子里崇拜暴力。按照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和成王败寇的暴力逻辑，打败了蒋介石的毛泽东无疑是中国人的英雄，正如马背上挥舞砍刀的成吉思汗、企图武力征服世界的拿破仑和希特勒、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天皇……一样。但是，在人类经历过”人对人是狼”的野蛮厮杀的暴力关系之后，世界便走向”人对人是人”的互爱互助的契约关系。人类反抗不公正秩序的方式由暴力夺权转向非暴力反抗，民族矛盾的解决也由武力决胜负转向政治谈判或全民公决等和平方式。
在这样的时代，真正的英雄再不是炫耀武力者，更不是靠暴力维持专制制度的强权者，而是以柔克刚的圣雄甘地和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二人以生命为代价践行非暴力主义的伟大人格，成为和平主义的典范。还有那些得到最高荣誉诺贝尔和平奖的政治家，要么以和平方式结束武力对峙和平息暴力冲突的人，要么是一贯坚持对暴政的非暴力反抗的人（如昂山素季）。许多过去的暴力崇拜者也在主流文明的感召和压力之下，放弃暴力斗争而转向和平进程，南非的曼德拉和巴解主席阿拉法特最具代表性。
二战后，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民主制度自由社会热爱和平，专制制度奴役社会热衷战争。众所周知，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是法西斯的德国、意大利和军国主义的日本。二战后的大多数局部战争都是不把人当人的独裁者发动的。当全世界大都在新的和平中重建家园之时，极权者的称霸野心却挑起了诸多非正义的局部战争，国共两党展开了远比抗日战争更残酷更具破坏性的内战，金日成挑起的朝鲜战争，胡志明挑起了越战，苏联入侵阿富汗，萨达姆侵略科威特。
也许，国人感觉到美国对中国的围堵，并非凭空猜测。因为当两大制度的对抗结束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仅存的独裁大国，在冷战遗留的制度对抗中，美中之间的制度冲突无疑是其关节点。美国的人权外交的主要监控对象无疑是中共政权，中共政权反对和平演变的主要目标也只能是美国。因此，解开台海僵局和摆脱国际孤立的最好办法，绝非独裁制度下的逞强好胜的战争叫嚣，而是放弃一党独裁制度。从两次世界大战和二战后的无数次局部战争的经验教训中，世界上的主流国家相信：一个人口众多且日益强大的独裁政权，一个可以在和平时期对手无寸铁的国民进行疯狂大屠杀的政府，将对未来的世界和平构成主要威胁。何况，还有随时可能爆发的台海危机！
台海危机之所以一直存在，就在于大陆的独裁制度一直存在。在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个独裁者当政的年代，一个决心武力解放台湾，一个决心武力反攻大陆，只是由于现实的力所不及和主流社会的干预，台海才没有变成由权力野心和暴力崇拜制造的血海。现在的两岸政权，一个仍然是一党独裁，自认为是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只是一个地方政权，所以依靠地大人多经济总量大并以武力威慑为后盾，企图逼迫台湾接受”一个中国”的谈判前提和”一国两制”的统一模式；一个是完成了政党轮替的自由制度，认为自己是民选的合法政府，是事实上的主权独立的国家，不屈从一个中国、一国两制和武力威慑，而主张无任何先决条件的对等谈判与民主的和平统一。换言之，当台湾成为自由社会之后，两岸冲突早已不是历史遗留的两个政权的对峙，而是当下的两种制度的较量，是二千三百万人民的自决权利和中共的专制强权之间的对峙。而独裁者不放弃武力并向民众灌输”仇恨理论”、”敌人意识”和”武力崇拜”的最方便的借口，就是把自由与独裁的制度冲突转化为统一和分裂的民族冲突。
有人说，台湾的和平姿态是由于现实的力量对比过于悬殊所致。但是我认为，这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台湾已经是自由社会，即便实力与大陆相当或比大陆强大，也决不会主动进行武力威慑和挑衅。作为对比，蒋介石独裁时代的台湾，实力也远不如大陆，但是他从没有放弃武力反攻大陆的国策。再看南北韩，南韩的实力远远超过北韩，但主动伸出和平橄榄枝的和首先提出”阳光政策”的，总是民选总统金大中，而独裁者金正日则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以反美为借口而一味宣扬”军事立国”的主体思想，不断为南北韩的和平统一制造障碍。2000多万人口的小国竟养活了120万军队，这样的国家在当今世界上肯定是邪恶之最。
暴力崇拜是人类由文明向野蛮的倒退，这种返祖现象与制度的野蛮成正比，越是野蛮的独裁制度就越崇拜暴力。近代以来，暴力崇拜在每个大的历史时段中都会找到一种合理性借口：殖民主义时代的暴力崇拜被西方的扩张欲望合理化，二战时代的暴力崇拜被法西斯主义合理化，冷战时代的暴力崇拜被共产主义大同理想合理化，后冷战时代的暴力崇拜被极端民族主义合理化。在自由民主与和平发展成为主流趋势的新世纪，无论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怖主义圣战，还是专制制度对政治民主化的拒绝，民族主义皆成为暴力崇拜的堂皇借口。
尽管在世界局势变化的压力下，在实力的悬殊对比的现实面前，中共政权不得不用”和平与发展”来定义世界潮流，但是，只要中共仍然拒绝政治民主化，它就决不会放弃枪杆子崇拜的野蛮意识形态。何况，在帝制皇权和共产极权的暴政下生活了几千年的大陆人，身体里遗传着难以清除的暴力崇拜的毒素。只要独裁制度存在一天，这种毒素就一天不会被清除，爱国就一直是纵容全社会好战情绪的借口，随时可能爆发出一股野蛮的现实力量。当狭隘的民族主义价值超越了普世的自由主义价值而具有了压倒性的民意支持时，爱国就等于给强权暴政、炫耀武力和人性的残忍下流提供辩护。
尽管现在的中国还远不具有可以抗衡美国的实力，也谈不上二十年后发展成称霸世界的第一强国，但令人忧虑的是：在民族心理上，当下的中国，正在独裁制度的胁迫下向着好战化流氓化的爱国主义狂奔，被误导被纵容的民族主义已经陷于泯灭普世价值和丧失理智的盲目狂热之中，这就为将来的武力称霸准备好了可怕的天下意识和无赖心态。而无论在漫长的帝制时代还是在中共独裁的当代，虚幻而不义的”天下意识”和”无赖心态”带给中国的，从来不是和平、成功、荣誉和健全的人性及社会，而只有鲜血、失败、废墟、耻辱、人性荒芜和社会衰败！
2002年7月10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