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由来已久。毛泽东抓枪杆子用来杀人，抓笔杆子同样用来杀人。自夺取政权起，中共为了巩固它的杀人制度，一直残暴地以强力对知识分子和各种思想及文学艺术作品乃至普通言论实行镇压，所犯罪行罄竹难书。“四人帮”倒台后，胡耀邦曾经代表中共发誓：今后永远不再干这种事情！但是言犹在耳，邓小平就改“放”为“收”，重新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实行高压政策，先后发动反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不断对知识分子和各种思想言论及优秀作品进行绞杀。江泽民时代以至今日，依然如此，抓人禁书禁报禁刊禁网成为家常便饭，黑色恐怖弥漫整个中国。最近，章诒和被禁了第三本书，另有其他作家的七本书同时被禁，这只不过是中共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的最新纪录罢了。
我与章诒和是同时代人，遭遇比她更惨。上世纪六十年代，因与“反革命”有牵连，被压得抬不起头，后因参与八九民运又遭牢狱之灾，几乎死在狱中，这些都不说了；单是作品被禁，我就先后有过九次经历。正因为如此，我有资格也有义务同章诒和站在一起怒吼，对中共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的滔天罪恶发出强烈抗议，进行殊死斗争。
在1980年的反自由化运动中，叶文福的诗歌《将军，你不能这样做》，王靖的电影文学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沙叶新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李克威的电影文学剧本《女贼》，以及刘克的中篇小说《飞天》等优秀文学作品，先后成为重点批判对象，在文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中产生了极大恐慌，同时也引起了激烈的斗争。我当时是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学研究生，也卷入了这场斗争的漩涡，先后写出了好几篇抗争的文章。我为《在社会的档案里》辩护的长篇评论〈〈在灵魂猛烈震颤之后〉〉，被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新文学论丛〉〉发表在1981年第一期的当代文学评论头条，但是刚印出来就接到禁令，一万多册杂志被迫把我这篇文章扯下来才准发行。紧接着，我为〈〈飞天〉〉辩护的长篇评论〈〈当封建主义正在肆虐的时候〉〉，原定发表在〈〈新文学论丛〉〉1981年第二期，已经排好了版，也接到禁令而被毁了。接连两次被禁，我极为愤怒，当时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的老作家秦兆阳也指着胸膛对我说：“心痛啊！”
1982年，我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人道主义——文学的灵魂〉〉。这篇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人道主义辩护的文章，居然被禁了两次。先是兰州的〈〈当代文艺思潮〉〉决定采用，在排好版后被禁。1985年春，此文在纽约〈〈知识分子〉〉杂志和西安〈〈文学家〉〉杂志同时刊出，十万册〈〈文学家〉〉杂志未及发行的一半又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强令销毁，我主持〈〈文学家〉〉的权力也被剥夺。
1988年，我作为华岳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为刘宾雁出版了报告文学选集〈〈关于不会说假话的中国人的故事〉〉，并为之写了题为〈〈历史无情 历史有情〉〉的代序。此序竟三次被禁：第一次是〈〈华人世界〉〉排好版后被主管该杂志的中共中央统战部禁了；第二次是〈〈延河〉〉杂志排好版后被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连下三道指示禁了；第三次是1989年那本报告文学选集出版后，随着我被捕入狱连书带序一起销毁。
1988年，我还为马德波的〈〈电影艺术纵横论〉〉写了题为〈〈电影艺术家的良知〉〉的序言，为〈〈阎纲短评集〉〉写了题为〈〈他终究是名功臣〉〉的序言。这两篇序言都在1989年我入狱后被禁。我为马德波写的序言还同我为刘宾雁写的序言一起被陕西日报点名批判。
六篇文章，九次被禁，还连带销毁了五万册杂志、六万册书，在我的这些经历中，人民既蒙受了惨重的经济损失，更蒙受了严酷的精神损失，究竟是为什么？如果说，后三次是因为我已经成为“反革命分子”，那么，前面六次我还是人民，甚至还是所谓领导干部呀，何以也禁呢？就六篇文章的内容而言，完全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甚至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禁的理由何在？就因为我抨击了封建专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就因为我鼓吹了人道主义，就因为我坚决反对讲假话，竭力主张讲真话，如此而已！为此而禁，说明了什么？不是只能说明中共恰恰就是推行封建专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反对人道主义，只讲假话不讲真话的坏东西吗？这样的坏东西，难道不该批判和抨击么？
实在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对中共的文化专制主义必须认清本质，坚决抵制！这是捍卫和保障人权的伟大斗争的重要内容，我们一刻也不能懈怠！
2007年1月23日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