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有朋友看了我的小文《“衰世”的变化就在我们身边》，婉转地对我说：“你这篇文章是不是有点灰暗？”我解释说：“其实，我想就这个题目写一系列文章，这只是个开头，还没有展开。我心目中现实图景也没有农民灰暗。”在我的这个题目中，最核心的关键词不是“衰世”，而是“变化”。因为“变化”，这个长期以来似乎命定的铁板般硬化的社会开始松动了，旗帜鲜明的专制变成了含糊其辞、潜规则的专制，社会统治方式也正在悄无声息地转换，原来那种血淋淋的方式虽然没有彻底退场，但已不再常用手段，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更有弹性、更技术化、更摆不到台面上的随时可以变通的手段。统治方式的变化在骨子里不是自愿的、主动的，而是被迫的、被动的，是因为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一部分普通人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不是一夜蜕变，而是在数十年的历史进程中，在世界大势面前，渐渐地发生变化的。虽然，迄今为止变化的还不是大部分普通人，但毫无疑问已有一部分人摆脱了蒙昧状态和那种深入骨髓的恐惧感，像一个人那样独立地思考问题，独立地看世界，独立地面对现实。“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口号背后，实际上就隐含着另一个往往被忽略的非口号：“让一部分人先自由起来”。这个进程早已启动，只是到今天愈来愈明显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来说，我并不悲观。
有好几件事连日以来在我的脑子里萦回，年年春运要涨价的火车票，今年出人意料地不涨价了。骄横不可一世的“铁老大”终于在民意面前，在长期的舆论批评面前作出了一次正面的回应。汽油价下调了，尽管幅度太小，民间和媒体对此继续保持着高度的不满，但总算也是喜讯。接着，中国移动发布了8项服务承诺。这些掌握着国家资源的垄断部门、垄断行业，多少年来它们飞扬跋扈，什么时候都是不顾民意、民心，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即使怨声载道、时刻面对仇视的目光，也无所忌讳，因为它们都是国家机器上的一个个齿轮，没有人奈何得了它们。它们今天的举动或许也只是装样子、做门面，并不是实质性的顺应民意。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它们面对的是当下正在变化中的社会，沸腾的民怨借助互联网不断表达出来，如果不能及时疏导，民怨最终将累积成不可抗拒的洪水，吞没一切。这将是一个玉石俱焚的结果，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在这个变化中的“衰世”里，那些貌似强大的东西之所以显得强大，乃是因为没有人去戳一下，有时你只要对着庞然大物轻轻一戳，就是一个窟窿。哪怕它一时半回还不至于轰然倒塌，但它的威武、神气立马消失得无影无踪。神圣的油彩剥落了，虚幻的光环褪去了，剩下的不过是一具丑陋的千疮百孔的空架子。这就是“衰世”。 “衰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腐败的无孔不入，腐败的大面积扩散，腐败主导一切，连反腐败本身也成了腐败的主要方式之一。这样的“衰世”表面上看去就像“盛世”，而且也确乎有它畸形繁荣的一面，不过，只有人们从心底里感受到这是“盛世”，并享受“盛世”带来的一切好处，这个“盛世”的神话才不会穿帮。“衰世”之所以要鼓励全民娱乐，就是希望借娱乐转移全民的注意力，让人们把生物属性发挥到极至，耗尽有限的精力，顾不上去戳一下纸糊的巨人。但也只是暂时的瞒和骗，至多是糊弄、糊弄人罢了。
如果一个人想在娱乐之外确立自己的生活方式，寻找一条新的道路，完全是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进行的。尽管强权依然能独家通吃，依然很强大，但头上已没有光环，身上缠着MM，脚下绑上了沉重的黄金。“衰世”毕竟是衰世，人们轻易就能看到强权的光屁股，看到强权的无能、贪婪和口水横流的谗相，看到强权子子孙孙、七姨八姑、鸡犬升天的图画，以往在暗夜里扭扭捏捏上演的那些戏如今都在光天化日之下招摇过市。换言之，强权的神秘性没了，强权的欺骗性没了，强权再也不干净了。从一部分人开始，在心底里蔑视一切强权和强权逻辑，不认同强权、强势、强者，不相信强权宣传的一切，强权常常是指鹿为马的代名词，强权是混淆黑白的代名词。在这样一个色彩渐渐模糊的灰色时代，不愿继续跪在强权脚下的普通人，完全可以有足够的自信把自己这个独一无二的个体生命看得是至高无上的，在这一意义上，每个人都是一个政府，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政府。一切外在的凌驾在我们头上的权力，都是与我们的意愿相背离的。
《大国崛起》这个电视纪录片之所以得到强权的认可，首先是“大国”神话满足了“衰世”时代迫切需要的虚荣感，其次，是它所宣传的强烈的国家本位导向。这种国家本位意识正是与作为现代文明社会基础的个体本位意识相对立的。离开了个体本位，既没有“大国”，也不会有“大国崛起”。西方主要国家近代以来的历史最好地证明了一点，英、美等国的制度就是充分保障个体权利的制度，正是这种制度使这些国家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大国。这是本，其他的一切是末。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上，90年前的陈独秀就已悟透了，他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指出：“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斯为成立国家之精神。”人民为什么要爱国？“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吾人幸福之团体也。”所以他才会说“恶国家甚于无国家”，“自觉心”要先于“爱国心”。在《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一文，他说得更清楚：
“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
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大国崛起》的“国”显然还只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尽管这个纪录片也有许多值得肯定的地方。《大国崛起》选择航海，从西班牙、葡萄牙开始，而回避了意大利，我不知道，这是有意还是无意。实际上，近代文明是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起步的，文艺复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题目。最近，国内的报纸、网络都在讨论“中国的文艺复兴”，其中也有不同观点的讨论和争辩。“文艺复兴”的主题就是人的解放，就是个体本位、个人价值、尊严的确立。今天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确实就是如何从根本意义上将个体本位建起来，这是破解千年不动的国家本位（本质上就是帝王本位、权力本位）的关键。毛泽东在57年前大言不惭地宣称“解放”了中国，实际上只是解放了他自己，今天我们说“文艺复兴”也好，说个人维权也好，“抱团维权”也好（《市场报》2007年1月17日的说法），都是指向个人解放，这个解放不是指望某个包打天下的救世主，不是要披上宗教的外衣，而是我们自己救自己，也就是自我解放。国家的根本在于人，在于每个具体的个人，任何时候，个人都比国家重要，否则就是本末倒置。国家首先是文化认同意义上的，然后是政治认同，以强凌弱，不经我们的同意，不尊重我们自主的意愿，以国家机器（不是国家）强迫我们接受某种统治，这样的“国家”不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在这
个意义上，强权的“国家”与我们的国家不是同一的。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早就断言：“国家起源于生活，它为美好生活而存在下去。”科学巨人爱因斯坦也无比清晰地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在本民族的知识分子中，陈独秀也早已作出过透彻而明白的阐述。即使在当代中国，肖雪慧、崔卫平等一流的学者，对此都有过精彩的论证。只有认清了国家和个人的关系，在个人本位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迎来真正的自我解放。告别“衰世”中国，只有自己解放自己。
──《观察》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