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从私交还是从公理，对章怡和的书再一次被禁，我都应该马上有所回应。
一方面是正好赶上我从北京回澳大利亚的旅程；另一方面，是想和墨尔本的朋友商量一下：独立笔会的墨尔本分会，因为成功地举办了龙应台的演讲，又想在今年的反右斗争50周年时，请章怡和女士来澳。
在她的回答我的邀请前，丁东已经替她表明了一个原则：不凑数，就是不赶什么几十年的纪念。我明白了他们的意思：他们希望低调的做实事，而不是做秀和造势。
想低调地做事，也仍然遭受打压。在北京我接到来自美国的电话，知道章诒和的书被禁。我当即在书店里打电话给章诒和。
回北京时第一次接到章诒和的电话，也正好在XX书店她的书旁边。
除了一堆她的《伶人往事》，竟然还有她过去已经被禁的《往事并不如烟》。
这次我给她打电话，正好又在商务书店。我告诉她，书店里她的书还在卖。她告诉我，书以后不能再出，也不能再进货。
二天后，我在北京机场，分别问了三个书店。第一个售货员热心地给我找，但是她已经找不到了。另一个说不知道有没有这本书。第三个居然在书架下的抽屉里面，拿出三本。我问为什么不放在架上。她回答说因为卖得不好。但一会儿她向我推销书时，又说这本书很热销。
在上海机场，我问有没有这本书。他们说还没有进货。我又问有没有《如焉》，他们也说还没有进货。
中国出版的这她的两本书，已经是删节本。就是没有删节的原本，也完全没有禁的理由。
前几天我们一起吃饭时，她告诉我，以后她的书不可能在国内出了。
没有想到的是，几天后，已经出版的书又再次被禁。我的侄女也是一个章怡和的粉丝。她对书的被禁，说了这样一句话：“看看写的这些人，解放前都活得好好的，解放后，每一个人都那么惨，当然会被禁了。”问题是，章怡和写的是不是事实？
不敢谈“6.4”，不敢谈文革，不敢谈三年灾害，不敢谈反右倾，不敢谈反右，不敢谈历史上的一切运动。连过去的骄傲如抗美援朝、抗日战争都是禁区。还敢谈什么呢？
这是一个缺乏自信的政权。这是一个不敢面对历史和事实的政权。这是一个自己知道是背着罪恶深重包袱的政权。
章怡和说：“是否也可以给草民腾出一点儿空间：给他们留下一张嘴，叫他们说说；给他们留下一只笔，让他们写写。和谐社会的搭建不是靠勒紧，它需要的恰恰是松动。”
我相信，不论是当权者是否心甘情愿，中国的松动是不可逆转的。这次回国，我觉得我可以看到中国的公民社会的雏形。一些人的倒行逆施是无法改变这个潮流的。
（2007-01-25墨尔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