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胡锦涛一步一步地收拢权力，针对胡的政治谣言也就愈加增多。
这种谣言与以往对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批判来自于异议体系不同，从胡的本意被有意歪曲、夸大的事实来看，“泼污”力量主要来自体制内和权力核心圈子。至少来看，也是不同的派系在打宣传方面的“代理人战争”。公平而论，这种情况之于中共本身与社会，未必会是坏事，它迫切地要求中共至少在高层权力圈子里实现“党内民主”；在权力转移程序化之后，再按向社会的许诺来推动社会民主，如胡上任之初《十二讲》中说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实现党内民主──实行政治改革”。
胡被“泼污”的事实至少有三个：
1、学古巴与朝鲜，强控意识形态。之后，中朝关系的实质恶化，证明了至少是“学朝鲜”问题不存在。
2、反对越南党的民主改革。之后（2006年11月16日），胡在河内会见越共总书记与国家主席农德孟时，明确表态：赞赏越南的民主改革。
3、以和谐社会观念否定邓小平改革。之后，在体制内左右两派吵得不可开交之时，胡出面说话，“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总方向”。换言之，胡系“和谐社会”是改革开放理论的延续。
此中的最核心问题是：胡是否在党内高层放话（哪怕非正式谈话）反对越南民主改革（哪怕表示一种担扰）？如果存在，不仅说明胡系的民主观是“玩花活”（包括纪念老胡的作法），而且胡简直就是外交方面的“学龄前”水平。
胡肯定越共民主改革的观点，虽然在国内各喉舌媒体未见一字，但香港的《亚洲时报》却高调报道。很快，《亚洲时报》的消息经《凤凰周刊》（2006年12月5日）转载，意在向大陆知识精英放话。而后，也就有了一致被认为是胡授意的俞可平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
不唯如此，中共理论三大重镇即中央党校、社科院马列所，中央编译局，其开明程度正好是倒序的。且不论“比较中性”的马列所，只比较党校与编译局，可以说：党校基本上是中国最大的“软学历”（合法的假文凭）生产基地，虽有三五理论高手，也不足以挽回败坏的形像；编译局这边则屡屡翻译“可借鉴”的政治书籍，如前东德政治巨头（开明派领袖）沙博夫斯基《政治局：一个神话的结束》一书，又如译介“未来社会主义模式”，还办了颇有影响的《比较》杂志。
一句话：若说中共理论生产体系还有让体制外知识精英“掸一下”的地方，那，只有编译局。
由于编译局的开放特征，由编译局的人出来讲话，洗白被泼之“污”，也不失为上策。然而，这一切都不过是在江泽民“一个继续”与“一个努力”的大圈子内走磨道而已。
“一个继续”与“一个努力”比倒了牌子的“三个代表”更实用、更厉害，也比胡系的“两个八”更具体。读懂了“一个继续”与“一个努力”，中共十七大之前的政治布局角力即非程序化宣传混战，可一目见底。
在库恩著、谈峥等译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中，如此讲述了江按程序交权前的先发制人之政治手腕（P415）：
“一个先兆意义的任命是由刘某某XX担任宣传部长，负责全中国的媒体。刘是一位专业人员，这意味着党将继续沿着江泽民制定的路线前进，而且这一路线得到了胡锦涛的支持，他将努力保持稳定，逐步增加自由。”（XX请核对原文，本处没必要涉及这个具体人物。）
“一个继续”与“一个努力”套住了胡的政治颈项，至少来说在十六届内尚不得解开，只有在十七大开局之时再作观察了。
“一个继续”与“一个努力”作为扼颈之政治夹板，实在厉害，也就不怪本来对大陆政治持温和态度的《亚洲周刊》说：
“胡锦涛对中共最重要的喉舌包括《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等笔杆子几乎失去控制，中共政权最重要的宣传舆论大权实际上并不掌握他手里。”
《亚洲周刊》犯了语病，应当说：胡从来就没实际控制过，也就谈不上“失控”了；既然无所谓实控与失控，“不掌握在他手里”当然就成了可接受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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