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丁：膏火自煎说“双规”

中共的腐败与反腐败，都是一种自我煎熬，就像膏火自煎，祸起于自身。中共的反腐败斗争，“双规”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一些腐败分子最开始就是栽在“双规”上的；然而，由于其封建本性，“双规”又屡屡成为腐败分子搞贪腐的工具，如湖南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之类。“双规”，成为中共无奈的选择和无法摆脱的尴尬。

“双规”，最先出现于1990年12月9日国务院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条例》，其中明确规定：监察机关在案件调查中有权“责令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监察事项涉及的问题做出解释和说明”。1997年5月9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又规定：监察机关有权“责令有违反行政纪律嫌疑的人员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对调查事项涉及的问题做出解释和说明”。《监察法》出台以后，“两指”代替了“两规”，在中国政坛上风头很甚。

在中国反贪腐实践中，“双规”和“两指”的措施，具有一定的正面作用。“双规”的前提是基本证据的掌握，然后调查对象暂停行使权力；权力在腐败分子手中，不但是谋取私利的工具，还是掩盖劣行的保护伞。“双规”、“两指”措施能够有效地使被调查对象的屁股从马桶上挪开，就产生了臭味迅速弥漫和人所共知的“马桶效应”。另外，“双规”、“两指”还造成信息不对称，由于限制了人身自由，被调查对象不了解自己的违纪违法问题的暴露及发展等情况，处境就很被动，办案人员就会利用优势地位，从证据上、政治上、心理上施加压力，更容易找到其弱点、破绽并予以突破。“双规”与“非典”隔离措施类似，唯一不同的是“双规”人员与外界的联络受到限制。按照中共的说法，“双规”既是一种调查措施，也是一种保护措施，可以避免被调查人再犯错误，或受到不必要的干扰……但实际效果如何呢？

中共通过“双规”来反贪腐，就像美国惩治萨达姆一样，目的是对的但手段不对；而手段的非正义性必然伤害目的的正义性。

问题的要害是，“双规”、“两指”，是以党内机制代替司法机制，其“以党领政”、“以党代政”和“以党代法”的特征，属于封建帮会性质的“清理门户”或“以黑治黑”之举，加上其黑盒子作业和暗箱操作的非法程序，同民主与法制的要求完全背道而驰。纪检监察机关没有执法权，即便是按照现行的中国法律，“双规”、“两指”都属于违法行为。这种手段，与纪检监察机关、特别是与党章赋予纪委的职责、任务及纪委作为党内监督的政治地位不符合；同时，“双规”缺乏强制力，与被调查对象已经严重违法乱纪所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同样不相符……手段不对，必然陷目的于不义境地；这就是大家一致认定，中共的反腐败是权力斗争的工具而不是真反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反过来，即使是用目的来证明手段，“双规”也是靠不住的，因为“双规”反腐的结果，是越反腐败越严重，加上暗箱操作的猫腻，“双规”更缺乏公信力。由于对“他律”的排斥、对民主与法制的排斥，“双规”只是中共的一种自律或自赎行为，按照这样的思路和办法，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自身的腐败问题，这已经成为有识之士一致的看法和判断。事实上，贪官最希望的，就是所谓的内部审查、即“双规”，只让部份人知道自己的劣行，这样，运作的空间与调和的余地就增加了；而贪官最害怕的，就是公开、透明的揭发，和纳入法制轨道的程序。没有有效的公共监督，反腐只能停留在一个非常表面化的层次；中国的反腐败，完全是一种黑箱作业，公众不了解其具体过程和事实真相，其中的原因在于贪腐官员的行为太黑、太脏，贪腐行为太普遍，中共官僚的腐败、龌龊、邪恶创了中国的历史纪录，如果把事实真相完全公诸于世，共产党的形象将受到极大伤害，如果真按民主与法制的办法来搞，甚至连中共的执政地位都保不住的。

陈水扁家族的贪腐，在中国大陆不算个啥，随便拖一个乡镇长或小科长出来，就比他的毒性要大，却引起了全岛的声讨和政坛的震动……台岛社会的公开透明、民主与法制、司法的独立运作和有效制衡，不但让大陆人民打开了眼界，而且把大陆社会甚至中共的本性，比照得太渺小、太卑劣了。

前不久，中共又宣布一名高层官员，山东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因贪腐问题下台。但和历来反贪行动一样，关于杜世成的贪腐问题，中共只说他“严重违犯党纪”，其它一概未说明。有学者指出，中共这种抛开舆论监督与司法体系的党内自清式反腐行动，流于黑箱作业，无法真正根绝腐败。《华盛顿邮报》发文称，没人知道杜世成到底干了什么坏事，官方仅表示“这是中央对腐败分子采取严厉手段的又一个例证”，并称中共中央纪检委正对此案进行调查，但未说明是否将把此案交付司法机关。继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北京副市长刘志华、海军副司令王守业之后，杜世成是胡锦涛为反腐祭出的又一次重拳，打击腐败成为中国经济持续扩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也凸显了反腐措施的严重局限性。中国官场的问题，不是揪出了几个贪腐高官，而是现行制度正在掩护、培育和再造更多的腐败分子。据说，中纪委将从北京派要员进驻各省市，来执行肃贪任务。这立即使人联想到封建钦差，而现代国家的独立司法和法治体系在哪儿呢？按照民主与法制的要求，虽然中共反复重申将根绝腐败，但中共官方反腐的手段至今仍是一种党内自清的方式，司法体系和舆论监督，在反腐过程中完全处于缺位状态。因而，一些清醒的学者和专家，早就对这种反腐方式提出了异议。在今天的中国，反对“以党代政”、尤其反对“以党代法”，几乎成为民间和知识界的共识。中国只有建立一套不受政治力干预、拥有公开调查及起诉权的独立司法体系，才能廓清吏治并达到根绝腐败的目的。

“双规”最大的缺陷是无法可依，它毕竟在相应程度上限制了公民的人身自由，而《立法法》规定：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只能由法律规定。因此，“双规”面临两种抉择，要么取消，要么名正言顺的纳入法制轨道。从实践效果来看，取消是一种消极选择，正确的选择应该是严格规范，使之上升到法律化的高度。例如将执法主体规定为反贪污贿赂部门或纪检监察部门，严格限定案件类别和执行程序等；还有举报制度，“双规”、“两指”专案制度，指定管辖、请示报告制度，行贿区别对待制度等等。如果把这些措施和经验规范化、法律化，将给中国一些特殊反腐败措施提供法律依据。但这种特别制度不能扩大到一切刑事犯罪，无法写入《刑事诉讼法》，而只能以专门的《反腐败法》予以合法化。

由政策而法规，由法规而法律，这是一般的立法过程。解决“双规”与法律的冲突，其实香港就有成
功的经验。1971年，港英政府颁布了《防止贿赂法案》，法案扩大了犯罪概念的范围和惩处范围，加重了刑罚。1974年2月，香港廉政公署成立。至1977年10月，廉署在反贪污行动中逮捕了260名警官，引起警务人员不满，数千警务人员游行示威，廉署总部和港英总督受到巨大压力。为此，总督颁布了部份特赦令，要求廉署对1977年10月1日前的贪污行为停止追究。但这种让步反而助长了部分警察的嚣张气焰，甚至提出了解散廉署的荒唐要求。总督不得不召开立法局紧急会议，通过了《警务条例》修正案，规定任何警官如果拒绝执行命令，就立即开除，且不准上诉……当年，港英总督用法制手段平息“警廉冲突”的成功范例，应作为中共规范“两规”、“两指”的参照。香港廉署依法对公务员的生活及消费水平进行调查，高于官职收入水平而不能做出合法解释的，即可立案调查……“一国两制”，泾渭分明，中共岂能以太上皇自居，老是以自己的理念和大陆的经验去“制”港澳。其实，港澳更应该反“制”或影响大陆和中共，他们的民主与法制、社会管理和经济建设成就，是大陆望尘莫及的。事实上，中共的手“制”到哪里，哪里就腐败；全球华人边走边看，中国真正的希望，还在台、港、澳的制度文明。

然而，中共能够真正做到公开透明、法制反腐吗？不论“自身建设”还是“党内民主”，这种“自身”、“党内”观，反映了中共结党营私和专制独裁的本性，目中无人，目无纲纪，我们看不到它的公心和科学性质。

宋朝名臣王安石曾以“令人无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的诗句，来为商鞅变法的局限性和小节辩解，认为是利大于弊的；从商鞅变法到王安石变法，因其封建的文化专制主义和手法，当代和后世的非议一直不断；然而从实际效果上看，他们的变法都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虽然手段可疑。但是，“双规”和“两指”，作为封建政治上层建筑和封建行政体制的具体表现，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几乎在越抹越黑，现实效果太差；中共领导下的反腐败，是越反越难看了。集权反腐尤饮鸩止渴，民主才是腐败的克星。中国的腐败愈演愈烈，恰恰是中共强化一党专制而排斥民主与法制的必然结果。

政治上靠专制，经济上靠黑色GDP，社会管理靠专政，思想文化靠“主旋律”，反贪官靠“双规”……唯独没有民主与法制的地位，这就是中国的现实。肃贪，如此光明磊落的事业，中共居然偷偷摸摸地干，实在很难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