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人志士”解说的历史

　　如今我们很多关于法国革命的负面看法，都是从柏克和阿克顿勋爵们那里来的。克鲁泡特金来自俄国，对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倒是基本一视同仁。他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短短的一百年间(从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英法两场革命是两块奠基石：两国人各斩国王一名，各经历了一次恐怖高潮和高潮后的反动(“光荣革命”和波旁王朝1815年的复辟是等价的吗？英国人肯定不这么认为)，历史就像乌龟爬井，进两步退一步，卷着人民的血肉艰难前行。同时，两国在革命后都进入工业飞速增长阶段，促使劳工队伍成熟壮大，所以社会主义运动在经济和阶级方面的准备工作，都得归功于英国人和法国人。

　　但两国进入19世纪后半叶，走向又是如此不同。光荣革命定下了英吉利的调子，在那里，克鲁泡特金不得不苦苦等待，竭力捕捉社会主义春天的气息。1881年后他又来到英国，足足呆了一载，感叹道“对于一个抱有进步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人，这里是没有自由空气可以呼吸的”：彭斯、钱皮翁、威廉·莫里斯都不知道在干吗，费边主义也还八字没一撇。英国人起个大早赶个晚集，法国就不一样了，几十年来却大开大合，着手进行一次次隆重的政治试验。当时已经有著名作家指出，经历了巴黎公社的血腥之后，法国业已迎来了“无产阶级的第三次觉醒”。

　　选择路径不同自然生出交流障碍。埃德蒙·柏克曾颇为傲慢地问法国人：“你们想要匡正你们政府的弊端，但何必创新呢？你们何不因循你们古老的传统？你们何不恢复你们古老的特权？”实在恢复不了，可以求助于英国，“……在英国，你们将会找到欧洲共同的古老法律。”亲英的托克维尔对这话不屑一顾：“柏克对近在眼前的事竟全然不察，革命恰恰是要废除欧洲的旧法律；他没有看到问题的要害正在于此。”——你的座上宾是我的眼中钉，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与谋也。克鲁泡特金的认识与他相似，他在《法国大革命史》中甚至这样说，只有“怯懦保守的人”，才会一味以“国民仍然处在独裁统治下”为由来质疑和否定大革命。

　　但是此书不同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地方在于，克鲁泡特金研究历史有明确的目的，那就是为自己的政治行动开路。在他看来，且不说大革命后的法兰西民族群情激昂，供拿破仑随后打了15年战争(这论据恐更难服英国人心，第一帝国的出现，在他们看来可能正是革命失败的突出体现)，更重要的是，那场革命生出了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就足够令后世对那个民族感恩戴德。所以，他的历史记录贴上了鲜明的个人标记：第一，不把资产阶级提到一个什么高度——他有言在先，自己写的是人民的大革命——反而把对法国革命本身的一种主要指责归咎于这个当时的进步阶级：是他们反对分权，主张集权于一个中央执行机关之手，尤以吉伦特党人为甚，他们试图解散各个公社的举动，乃是打着联邦制的幌子行鼓动集权之实；第二，雅各宾派恐怖统治并不是法国革命的原罪，而恰恰是背离革命正途的表现，罗伯斯庇尔不是革命的反面教材，克氏指责他是一个既得利益者，口中吐出的都是“一个政府中人站在政府立场所说的话”。

　　克鲁泡特金这个史学家并非一意治学，读他的这部书，不会察觉不到其中的先入之见，作者多少有给反人民分子扣帽子的习惯，同时又坚决把光荣的所有权归于人民，归于无套裤汉，认为是民众的一次次武装胜利推动着革命前进。且看克鲁泡特金从理论的高度归纳的1793年至1794年间出现的社会主义的先兆：首先，法国有了高度累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土地被征收来以重新分配，富裕阶层被征收高额战争税来促进财产平等；其次，有了一种地方自治的共产主义，一些基本生活必需品由地方政府购入，再按进价销售给当地人民；第三，引入了一种给一切消费品合理定价的全国体系，重视产品和适度交易费用的真正价格。进而，他把邦纳罗蒂、巴贝夫以及其后的傅立叶、圣西门、罗伯特·欧文乃至鼓吹无国籍社会主义的古德温都列入伟大先驱的行列。他还说，法国国民会议只是功亏一篑，若非雅各宾派专政的物极必反，这个社会主义体系几乎就能完成了。它因新生而无畏，因没有先例而可能彻底，它比80年后的巴黎公社更坚决，更强悍，后者的致命错误就在于对有产者的态度摇摆不定，“还没有确定理想就掀起了革命”。

　　这本不大受史学界重视的《法国大革命史》，理所当然地得到列宁推崇。毕竟，克鲁泡特金首先是社会活动家，当初到欧洲闯荡，没想到一走就是20多年，根本无暇回到水深火热的祖国。他发现，欧洲的无政府主义方兴未艾，与其在国内与秘密警察无休止周旋，倒不如把“建立一个新的公正的社会组织”的思想传播到更多国家。他此著的成熟构思，是在这一活动的过程中逐渐完成的：他试图藉此为自己的事业补上“正本清源”的功课。

　　但是这项工作注定不可能遵循历史学家的进路了，因为着手之人早已芳心暗许；更重要的是，克鲁泡特金徜徉于大英博物馆的时候，还忍受着现实与理想之间巨大落差的煎熬：眼前的社会主义运动，远不像傅立叶的“法朗吉”和欧文的新和谐公社那样带着田园诗般的纯真了，冈城大会上，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放出话来，全欧社会主义力量都应总揽于其一党之手，这恰是克鲁泡特金这一票真诚的无政府主义者要以死抗拒的行为，于是，他们反而成了“社会主义事业”最大的绊脚石之一。面对险恶的集权倾向，执着的俄国人依然嘶声宣说着一百年前大革命布下的种种恩泽，但他莫非没有意识到，“人民的”大革命的遗产，对疗救正走向集体化、党派化的社会主义运动而言，只是杯水车薪而已？因为他从大革命中梳理出的几个线头，并不足以校正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操作，更不能为一个即至的未来削弱独裁化的隐患；他莫非没有意识到，他以大量宣传式话语所正之“本”，所清之“源”，更有可能被一些政治势力用作自身合法性的现成注脚吗？

　　克鲁泡特金只有在伦敦才能安安心心研究法国革命，言及此，英国人又可以得意了：你既是在我日不落帝国的庇佑下搞你的事业，则你的成果也应是在英国革命的卵翼之下产生的。但克氏会执拗地回答，眼下能通往社会主义的，只有从法国开始的这条路更清晰，更有直接的指示意义。说到底，我是仁人志士，不是正式意义上的史家——我怕什么？

　　《旧制度与大革命》，(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9月版，12.80元。

　　《法国革命论》，(英)柏克著，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4月版，17.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