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我总是想起赫尔德，想起他说，要想读懂希伯来人的圣书，要想在这些书得以产生的氛围当中欣赏它们，“你就去做牧者中的牧者，去做农民中的农民，去做东方人中的东方人”；我想起他说，要想领略斯堪的纳维亚传奇谣曲的奇崛之美，最好去看看水手们是如何跟斯卡格拉克海峡的浪涛搏斗的。显然，赫尔德并不是在预先替旅游公司拟宣传稿，他是要我们怀着一种“了解之同情”进入异文化的世界；他深深知道，理解另一种文化，理解另一些人，绝非易事，有时为了获得哪怕一丁点认知，甚至非得“化为”他们的一部分不可。
以往，我常慨叹，外国人太不了解中国人了，看看他们的小说里、电影里、歌剧里刻画的那些人，哪里有一丝像是中国人呢？可等我读完日本人门间贵志写的《亚洲电影中的日本·中国编》(社会评论社1995年4月第一版)，我变得很沮丧。我猛然发觉，他们固然不了解我们，我们又何尝了解他们呢？甚至，我们又何尝试着去了解过他们呢？
日本人著书，资料功夫是下足了的，250多页的书讲了将近400部中国电影。有的影片年久罕僻，作者或许没看过，也就一笔带过，不过我猜他为写这本书，一定看了远超过400部中国电影。为什么这样说呢？举个例子，书中讲吴宇森导演的《纵横四海》，说三位香港来的“雅贼”准备进巴黎画廊盗画，张国荣见一个日本人胸前有入场证，趁他凝神观赏安迪·沃霍尔的作品之际，故意撞了他一下，转眼就把入场证弄到了手里。张国荣还面带微笑，用日语讲了一句：“对不起，请原谅。”老实说，《纵横四海》我只在电视上看过两回，现在完全不记得片子中有这么一段，我想，也没有什么书报文字会对这段微不足道的情节加以描述吧。即是说，门间贵志一定是自己看了影片，发现有这么一段，才记下来的。想想看，他得看过多少部从片名或故事梗概中找不出一丝与日本关联的电影，才能挖掘出像《纵横四海》这样的一点材料？
当然，此书的最大毛病就在于材料过剩，分析不足，作者往往只把影片的相关情节一介绍，就赶着奔向下一部了。另外，畸轻畸重也是缺陷。也许由于在日本更容易观看到港片，书中超过40％的篇幅是讲香港电影的，关于内地影片的次之，台湾电影的部分不到20％。不过，作者的分类方式倒令我注意到不少以前忽略了的东西，比如香港篇，将与日本有关的电影分成了倭寇、忍者、日式黑社会、日本赤军、侵华战争、七三一部队和慰安妇等不同类别。并不是说这些题材不应该反映——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深刻反思，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可香港主流商业影片的处理方式，在拙劣的丑化之外，几乎找不到哪怕些微的诚意。最令我难以忍受的，是蓝乃才导演的《俾鬼捉》、刘镇伟导演的《猛鬼差馆》等鬼片中那些身着戎装的日本侵略军兵士化作厉鬼的模样。把罪人幻想成鬼魅，非但不能让人们对罪行的本质有所省察，反倒把罪恶虚无化、游戏化了。像这种形象，居然固化成香港鬼片的一个类型、一个cliché，实在可悲极了。这种幻想，就像是被人抢了一次包，接下来的每个夜晚，都在噩梦中恣意夸大抢劫者凶神恶煞的效果，却从来不花心思去回忆一下歹徒的真实样貌，似乎心里清楚报警也是白费。
我看过一些以侵华战争为背景的日本电影，他们的习惯好像是将头别过去；在那些电影中，中国人要么是虚像，要么就干脆不露脸，好像他们打的是一场只跟自己有关的战争，好像一切悲欢怨忿都是日本人的事，与旁人无涉。鸵鸟主义的病灶自然也很深，不过，当我回顾咱们这边，总是不能肯定，像《小兵张嘎》里葛存壮扮演的龟田小队长，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像一个日本人；假若我们的敌人真是这样的，那么战胜他又能令我们兴奋多久呢？
在与日本有关的华语电影中，两部最能体现出“了解之同情”的影片——《客途秋恨》、《戏梦人生》——竟然出自同一编剧——吴念真——之手，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的确，吴念真受父亲的影响，对日本有着特殊感情，而《客途秋恨》的导演许鞍华，她母亲就是日本人。然而，在看这两部影片时，打动观众的，倒毋宁说是一种超越了国族之分的广大情愫，在这情感的充沛光辉中，历史不曾淡化，反而变得分明；是非并未模糊，反而分外清楚。在天地间，毕竟有此洒然，这就是我当初刚看完《戏梦人生》时的感想。
合上门间贵志这本书，渐渐平静下来，想法也随之变得明了：且不管别的中国人如何，我们为什么不先就“去做牧者中的牧者，去做农民中的农民，去做东方人中的东方人”呢？且不管人家了解不了解我们，我们先就去了解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