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烧圆明园，为近世中国痛史，但又有多少人知道，事件的罪魁原来竟是中国人呢？
黄濬笔记《花随人圣盦摭忆》引近人王闿运诗《圆明园词》自注云：“夷人入京，遂至宫闱，见陈设钜丽，相戒勿入，云恐以失物索价也。及夷人出，而贵族穷者，倡率奸民，假夷为名，遂先纵火，夷人还而大掠矣。”据此，黄氏以为：“是焚圆明园之祸首，非英法联军，乃为海淀一带之穷旗人。此说大致不谬……”又，黄氏引徐叔鸿《圆明园词序》也记述说：“……夷人至圆明园宫门，管园大臣文丰，当门说止之，夷兵已去，文都统知奸民当起，环问守卫禁兵，一无在者，索马还内，投福海死，奸人乘时纵火，入宫劫掠，夷人从之，各园皆火，三昼不息，非独我无官守诘问，夷帅亦不能知也。”这样的话，烧毁、洗劫圆明园者，最初倒是中国的“奸民”。
圆明园的烧毁是如此，敦煌遗书的散佚也是如此。众所周知，敦煌遗书中的精粹，大多已被斯坦因、伯希和以廉价骗购而去，而残余部分，落入国内私人手中者亦复不少。且不论在斯坦因之前，敦煌当地官绅已开始私相授受；即使后来在遗书押解至京的过程中，鼠窃狗偷者也大有人在。罗继祖《庭闻忆略：回忆祖父罗振玉的一生》则有清楚的说明：“……有人从中间插手，插手人是新疆巡抚江阴何秋辇(彦升)。不知学部、大学堂官与何有什么特殊关系，做成圈套，托何担任接受和押解，押解差官又是江西人傅某，大车装运到京师打磨巷时，就被何的儿子何鬯威(震彝)截留，约了他的岳父德化李木斋(盛铎)和刘幼云、江都方地山(尔谦)遴选其中精品……于是他们就尽力盗窃其中的精华，为了凑足八千之数销差，他们竟然把盗窃之余的长卷破坏截割为二、三，甚至五、六段。”
按：运到北京的这批敦煌遗书，以后归北京图书馆，所编目录，陈垣定名作《敦煌劫余录》；所谓“劫余”，意指斯坦因、伯希和劫掠的剩余。但实际上，那不仅是洋鬼子的“劫余”，也是国人自己的“劫余”啊！
相似的例子还有龙门石窟。余绍宋日记1918年8月29日记游览石窟云：“……崖上凿石龛无数，大小不一，每龛中皆有石佛，大者十余丈，小者寸余。雕刻均甚精妙，悉六朝遗物，其数无虑数十万尊，极塊(瑰)丽奇伟之致……所可惜者，此数十万尊石佛，竟无一完好者，其面部殆皆毁去。闻寺僧云：三四年前，外人来游者酷爱此佛，不能全部划取，恒凿其一头一足以去。于是土痞遂盗凿相售，闻一佛头稍完整者，可得数十金，价值如此，故不一年间，遂使此数十万石佛尽罹惨劫。而千余年之雕刻悉数毁去，地方官吏竟毫无闻知，亦不讲所以保存之法，真可痛哭流涕者矣。”可知龙门佛像的损毁，虽由于外国人强取豪夺在先，但更多是中国人为虎作伥的结果。
从圆明园到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都是中国文物的伤心史，但这几页伤心史，却不仅仅是霸道强权的外国人所造成的。只不过我们向来习惯指责外人的鲸吞，却讳言家贼的鼠窃而已。原因无他，盖指责外人，可以充分宣示我们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若指责家贼，则家丑外扬，将自损中国的民族形象。责人易，自省难——对单个人是如此，对整个民族何曾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