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单刃毒剑》
第二部分：极端反美的民族主义–大陆媒体如何抹黑美国
憎慕交织的美国心结
一、美国形象的变化
在八十年代，尽管在大众化的“霍元甲热”、“女排热”和“气功热”、精英化的“寻根热”、官方化的“振兴中华热”……已经标志着民族主义思潮崛起，但毕竟有强劲的对外开放以及西化的浪潮相平衡，并没有引发排外和反美的情绪。倒退12年，美国在国人眼中的形象主要是正面的，并在八九运动前后达到高潮。六四大屠杀刚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纷纷宣布对中共政权的制裁，那时的大陆百姓，特别是大学生、知识分子和亲历过大屠杀的市民，显然把这种“干涉内政”或“多管闲事”视为主持正义，甚至希望制裁得越重越好，让刽子手在国际上陷于完全孤立的困境。
然而，12年后的9.11恐怖大屠杀，大陆民间的主流倾向则相反，幸灾乐祸的声音遍布网络。那些高声叫好的民众，“后八九一代”的青年人居多。他们认为美国遭此劫难“活该”的理由之一，就是美国太傲慢，“喜欢多管闲事”、“动不动就教训和制裁别人”。仅仅12年，中共就一步步地把民众由亲美操控到仇美，大陆民间的民族主义也由“振兴中华”走向“反霸反美”。
六四后，中共反制美国制裁的拿手绝活，就是强权恐怖、舆论灌输和利益收买的三管齐下。当暴力镇压和人人过关的恐怖恢复了基本秩序之后，小康承诺的收买紧紧跟上，邓小平南巡所鼓动的发财之梦，一下子扭转了人们的主要注意力。与恐怖和收买同时奏效的，是意识形态灌输的巨大作用。美国十几年来坚持人权外交，大陆的人权状况又持续恶化，使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对立极为尖锐，中共政权必然把美国视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政治上的敌人。中共抓紧反对和平演变的宣传和爱国主义的教育，其重中之重就是针对六四后入校的大学生，重新启动弃置多年的新生入学军训。对内反对自由化和对外防止和平演变，把爱国主义教育列为“五热爱”之首，把台独、藏独等分裂主义和美国的支持紧紧捆在一起，成为六四后中共政权的主导意识形态，而中共确定的自由化与和平演变的主要外部根源只有一个——美国，不遗余力、不择手段地对美国进行妖魔化。
到1993年，中共的洗脑便显示出强劲的效果，北京申奥失败成为狂热民族主义滥觞的转折点。这时，已经不用官方声嘶力竭地提倡了，六四大屠杀的血腥记忆被申奥失败的耻辱所代替，美国制裁中共的仗义之举被单级强权的四处伸手所取代，西方国家基于六四记忆而联手支持悉尼战胜北京，被置换成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阴谋。中共的强制性灌输演变成自发性的民间情绪和知识界的主流，整个大陆加速了向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方向的狂奔：强化中共政权的权威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息息相关，增强国力军力和反美反霸互为表里，学术的本土化、大众文化的伪民俗化和抗拒西方文化霸权一脉相承；1997年的香港回归和2001年的申奥、入世、足球冲进世界杯的成功，作为民族复兴的伟大象征，得到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一致狂欢；而“银河号事件”、特别是1999年5月8日北京驻南使馆被炸和2001年4月中美撞机事件，则作为新国耻铭刻在被洗得接近历史空白的民族记忆中，显得格外醒目刺眼，再一次激起了强烈的雪耻复仇情结，反美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
中国古代的帝王有生前修建坟墓的传统，民国以后被废弃了。但是，中共执政后所造就的整个民族的受辱情结和仇恨意识，是比有形的肉体坟墓更为巨大的灵魂坟墓，所埋葬的不仅是愚民，更是统治者本身。
二、中共政权对美国的分裂态度
由于中美之间的历史恩怨和当下冲突，更由于中共的意识形态灌输和传统文化的浸泡，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大多数爱国国人心中的美国形象，呈现出日益分裂的特征。具体到中共政权的外交政策和国人的个体选择，就是一种更具中国特色的分裂。
（一）分裂的独裁爱国主义
这种分裂，首先是由于政权、集团和个人之利益与国家利益的背离。事件的复杂在于，尽管有《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所宣示的普世道义，但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以国家利益为核心。一个民选政府所代表的国家利益，大致上与民众利益是一致的，因为政府的合法性必须以民意为基础。而一个非民选的独裁政权所声言的国家利益，大都是挂羊头卖狗肉，常常与民意南辕北辙，因为政府权威是建立在暴力恐惧和意识形态谎言之上的。一旦独裁政府通过强制灌输和谎言误导，将国内危机转化为外部威胁，就能加强独裁政府对民众的精神控制，就很可能在国际问题上赢得民意的支持。换言之，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中共政权利益是背道而驰的，中共利用反美反霸的民意所维护的，表面上是国家利益，实质上是一党独裁的利益。
在大陆，国家利益的意识形态表达就是“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凡是涉及爱国主义的主题时，无论纯官方的、半官方的、民营的，还是保守的、开明的、中间的，所采取的公开表述方式基本一致，即都以全民代表的身份发言。官方新闻发言人说：“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中国人民绝对不答应”；大陆的国际问题专家说：“布什政府不要低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决心和勇气”；反对倒萨战争的知识分子说：“中国人的声音决不能缺席”；即便像《南方周末》这样以开明和敢言著称的报纸，也很少区分政权利益、国家利益和个人选择之间的区别，更不具有媒体理应保持的新闻专业态度，而是以全民代言人自居，进行毫无事实根据的煽情报道。比如它对中美撞机事件的头版头条报道，在第一版最醒目的地方打出大红字体的标题“十三亿人民呼唤着同一个名字：王伟”。而在事实上，十三亿，谁有资格代表如此庞大的人群？那些不知到“王伟”名字的国人，如何呼喊他的名字？一张地方报纸，即便是发行量极大的报纸，怎么就如此大言不惭地宣称代表十三亿人！这种自封的代表资格和绝对发言权，恰恰中共式的伟光正宣传手段滥用几十年的结果。
中共执政后，一直有意识地为民众塑造不同的外来强敌，把民众对积贫积弱的强烈不满引向国界之外，而且非常成功。从毛泽东时代的反帝反修到邓江时代的反霸权反和平演变，爱国主义在道义上被绝对化，作为中共政权立足之本和国人的道德之本。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发布的所有道德训诫，第一条都是爱国主义。任何个人权利都不足以作为高于祖国利益的合法性来源，即便是宪法权利也不行。在此基础上，道义情感被完全政治化，爱国主义被扭曲为爱政权爱执政党甚至爱领袖个人，民族主义被扭曲为国家主义。于是，民族等同于国家，国家等同于政权，政权等同于政党，政党又等同于党魁个人及其权贵。虽然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民间社会的崛起和价值多元化的发展，民族主义及其爱国主义正在逐渐祛政治化祛政党化祛领袖化，在中美之间的一系列冲突上，民众的民族主义狂热经常超出官方的外交定调，江核心也常被骂为卖国贼。但是，作为一种道义合法性，爱国主义的绝对霸权没有根本的改变。
这些自称是“祖国”、“民族”和“人民”的代表，这种煽情的大话式言说，实际上连他自己及最亲近的人都无法代表，甚至连执笔者本人都不会真的相信这些大话。抽象空洞的口号和宏大高调的表演，类似于节日中的话语狂欢，只不过是习惯性的表面说辞而已，根本无法反映每天都生活在口号下的国人的复杂心态。恐怖统治下的“政治正确”，使人活得过于聪明，以至于心甘情愿地活在自欺欺人的谎言中，活在“大话”传统的奴役下，活在盛大化妆舞会的话语作秀里。
（二） 对美外交的低调务实
中共政权的对美态度，呈现出外交政策和国内宣传之间的分裂。
在外交政策上，一方面，从制度对立及台湾问题的角度看，中共把美国作为最具威胁的外来颠覆者，决不会放弃确保一党独裁体制的防御性的主权外交：用支持“世界多极化”和“地区霸权”来制衡美国的全球霸权，用加大军费开支和尽快提升军力来提高威慑力，用收买无赖国家来抗拒世界主流文明，用对内宣传上的妖魔化美国进行意识形态洗脑。
另一方面，国际格局的巨大变化和美国超强地位的确立，国内的政权合法性的脆弱和社会危机的持续积累，使中共的政权利益又离不开美国，所以只能尊奉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的实用主义外交策略，以低调务实的灵活应对处理中美之间的棘手问题。布什刚刚上台的2000年，一改克林顿政府对中共的绥靖态度，而把中国视为战略对手，一时间使江泽民政权的黄黄不安。但9.11后，美国必须全力投入反恐且需要中共合作，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变化，正是中共求之不得的。所以，在一系列涉及到美国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上，比如倒萨战争和北韩核危机，尽管西方同盟内部出现裂痕是中共所乐见的，也从内心深处希望美国陷于日益孤立的窘境，但中共从以往的挫折中汲取了教训，决不充当反美急先锋，而是采取“以夷制夷”的传统策略，跟在法德俄的后面，扮演敲边鼓的角色。虽然，中共一直提倡多边主义和联合国权威，但对美英的倒萨的具体决策，其态度模糊而圆滑，很有点坐收渔翁之利的超然姿态。
虽然中美之间的官方关系可以时而紧张时而缓解，但是根本冲突的最后底线则不会变化。就目前而言，谈论中美关系，必须着眼于两个层面：制度之争和利益合作。9.11带来中美关系的上升，其动力主要来自相互的利益需要，而并没有改变实质性的两国之间的制度歧途。换言之，美国眼中的中国形象是矛盾的：在当今世界上，中国既是最大的独裁恶魔又是最大的经贸市场，既是威胁性的竞争对手又是建设性的合作伙伴。
在中美关系成为中共外交主轴的前提下，尽量维持中美关系的稳定，乃中共坚定不移的外交方针。对布什政府刚刚上台时的咄咄逼人的强硬态度，中共高层顿时陷于不知所措的惶恐之中，毫无应对之策。而对9.11后中美关系的回暖，中共高层大有起死回生之叹，他们在见到美国政要时，最为媚态的表达就是：中美之间现在的稳定关系，实在是来之不易。而中共之所以在外交上如此“媚美亲美”，最根本的目标是维护政权利益。所以，一方面，只要中共仍然坚持一党独裁制度，美国决不会放弃推行全球自由化民主化的主动出击的人权外交，一定会继续把中国作为主要的竞争对手加以防范和施压。另一方面，只要中共政权继续进行改革和对外开放，美国也决不会放弃与中国的经贸交往和国际合作，不仅在经济上、更在政治上，推动中国融入国际主流社会。
1，正统意识形态衰落之后，中共政权得以维持的最大王牌只剩下政绩合法性——保持经济的高增长，而由于体制所形成的瓶颈，使支撑高增长的国内的动力和需求严重不足，在经济上只能加大对外来动力的寻求，导致了中共对国际的市场、资金和技术的日益加深的依赖。所以，中共在外交上致力于谋求有利于国内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而美国正是中共急需的，因为美国的市场是最大的、资金是最多的、技术是最先进的。因此，仅仅从经贸利益的角度讲，中共就不可能得罪每年都有巨大顺差的贸易伙伴。而与美国翻脸将对中国经济造成极大的伤害，而国内经济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中共赖以维系民意的政绩合法性——对中共政权来说，促进高增长的经济资源只有转化为保持政权稳定的政治资源，才是最关键的利益之所在。
2，从政治上讲，美国在国际政治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巨大影响力，只要美国愿意，就足以从根本上改变中共的国际环境，得罪了美国就等于放弃了中共政权一直谋求的安全国际环境。所以，在人权问题上，即便中共对美国的做法满心不高兴，也不能不适当地给美国人面子，因为这涉及到中美之间政治关系的维持，如果中共在人权问题上一味强硬，不但政权的国际形象将遭到难以弥补的程度，更重要的是将损害中美关系，其外部的安全系数也就会随之降低。所以，一方面，中共以主权、内政、国情为借口，拒绝人权标准的普世化，把中国人的人权强行规定为“生存权”，在联合国的人权大会上，中共收买无赖小国来阻止美国的谴责性提案；在所有的国际场合围堵台湾和达赖喇嘛，倾尽全力阻止其国际影响的扩大。另一方面，中共又不得不承认人权，号称该党的宗旨之一就是为了改善中国的人权，标榜目前中国的人权状态乃是历史上的最佳时期。同时，中共也要与美国、欧盟进行人权对话，用“人质外交”来应对“人权外交”。
3，即便在中共最不能忍受的台湾问题上，制度和实力的双重劣势，也使中共不会一味强硬，因为激怒美国的结果只能使之更亲近台湾，极有可能使台独真的坐大。只要台湾获得美国的真正支持，即便宣布独立，中共也无法打赢台海之战。如此一来，既是国际形象上的巨大耻辱，更无法对国内民意交代。在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的当下中国，中共如果对付不了台独，那么它全力维系的爱国政权的道义合法性，也将顷刻坍塌。所以，一方面，中共利用文攻武吓、统战分化、外交围堵和经济诱惑的四管齐下来打压台独实力，反复向美国强调“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问题的严肃性；另一方面，中共又不断微调对台政策，并对美国接待台湾政要和提升对台军售，采取雷声大雨点小的策略，意在保持中美之间的稳定关系。
4，中共高层不仅惧美且媚美，中共党魁把美国政要的邀请和尊敬视为最大的外交胜利。特别是江泽民提出“大国外交”战略，实际上服务于他个人谋求充当大国领袖的野心。而要成为被国际认可的大国领袖，没有世界超强美国的点头是不可能的。由此也能理解，江泽民为什么高度重视中美元首的互访，为什么频繁会见美国来华访问的各类名流——无论是现政府高官、国会议员或前朝政要，还是工商界巨头或著名学者——表现出明显的媚美倾向。
5，在中美关系中，中共的韬光养晦之策，尽管多少还具有点国家利益的外观，但实质上仍然是政权利益起着关键作用，中共全力维持中美关系稳定的最关键因素则是权贵利益，因为中共的中高层权贵家族的既得利益，大都与美国息息相关。鉴于表面繁荣稳定之下的危机四伏，发了大财的权贵家族早就为自己留好退路，权贵家族的子女及亲属大量移民美国，其不义之财大量转移到美国。那些在美国拥有毫宅、名车和存款的国人，大都是跛足改革的最大受益阶层。所以，仅仅基于权贵家族及其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他们也决不允许中共政权与美国政府翻脸。从这个角度理解中共外交策略，不要说与国家利益无关，甚至连政权利益也仅仅是权贵阶层利益的包装。
6，中共的爱国主义说教应用于国际关系时，总是奉行没有原则的极端犬儒哲学——遇强者就对话就妥协，遇弱者就对抗就强硬。面对实力强大的美国，中共就打“用对话代替对抗”的妥协牌。鉴于大陆的人权状况持续恶化，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连续十年提出谴责中共政权的议案。处于道义劣势的中共，一再呼吁用对话代替对抗，并且在暗中大打贸易市场牌，用利益收买来换取国际支持。而面对实力相对弱小的台湾，中共就打“不承诺放弃武力”的威胁牌。台湾说民主制度无法与专制制度统一，两岸统一的前提是中共放弃一党专制，实行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自由民主制度，中共就再不提“用对话代替对抗”了，反而用武力威胁代替对话，近些年又加上经济威胁，明确宣布决不允许支持台独的商人进入大陆市场。其实，美国与台湾向中共政权提出的是同一个要求——放弃一党独裁。中共为什么要和美国搞对话而不搞对抗，却不与台湾搞对话而专搞对抗呢？这种赤裸裸的犬儒主义怎么能赢得台湾的民心呢？怎么能取信于国际社会呢？
由此可见，中共对美国奉行的双面性的韬光养晦策略，不仅是巨大的经贸利益使然，更是政权的安全利益、政客的个人利益和权贵的家族利益使然。由于制度的尖锐对立和实力相差悬殊，美国无疑是最令中共生畏的外力，得罪了美国就等于放弃了安全的国际环境。以目前的国际格局和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而言，无论是经贸利益还是人权、台湾、武器扩散等问题，与美国对抗都将严重损害中共的政权利益，选择与美国对抗就等于选择愚蠢的自杀。所以，中共现政权决不会以强硬的姿态与美国对抗，更不会试图充当“多极化”的火车头，而是要继续韬光养晦，以维持中美关系的稳定为外交主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