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彦：台湾选举文化与民主政治——在巴黎「自由谈」沙龙的演讲纪要

东方文化气息： 选战如舞台

如何看待上述现象？陈彦先生首先介绍，台湾传媒及专家有很多具体解释：从技术层面讲：民进党会选举，国民党过于文儒；对于国民党此次没有在高雄胜选的原因，众多的评论都将责任归罪于国民党不会打选战，马英九、黄俊英都过于温文尔雅，架子放不下来，更不会煽情。一些评论更认为国民党的选战就像是学术研讨会，自然打不赢以打选战起家的民进党。没有嘶喊、激情、煽动的选战简直就不是选战。从意识形态层面上：族群意识压倒了政治意识。在道德层面上，情感压倒了理性。

陈彦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观察分析说：选举气氛中的台湾俨然形成了一个情感的世界。

一位同时会讲国语和闽南语的法国研究生的第一句话就是“太像演戏了 !”他所说的“演戏”，当然不是说选举不真实，而是形容竞选造势活动的强烈的情感表露。

中文将竞选说成选战，但是台湾的选战不仅是用唇枪舌剑来打，也是心战和泪战。西方也有选战的说法，当然也是唇枪舌剑，当然也是智慧与心力之争。但是，从中世纪武士文化过渡而来的现代西方选战，是不能容许主帅轻易表露情感的，那只能是虚弱和怯懦的表露。

杜亚泉曾说西洋人外向而中国人内向。陈彦指出，从台湾竞选看，中国人似乎并非如此内向，或者是民主运作为中国人表达情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舞台。而陈独秀的“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的说法，在台湾似乎找到了相当准确的验证。

这样一种感情外露的选举，有没有可能形成一种形式压倒内容的偏向？

陈彦进而分析说：从台湾选举的颜色来讲，由于大陆的巨大阴影，台湾政治博弈的多种力量无法以左右来区分。当代西方民主国家选战是利益之战，也是价值之战。竞争双方的辩论以平等与自由，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等价值选择的张力为主轴，体现出来的是左右两翼的竞争格局及由此生发出全色政治光谱。

在台湾的选战中，我们看不到左右之争，取而代之的是蓝绿这种非正常的政治色彩。然而这种以人为的颜色区分的政治阵营不仅模糊了左与右不同的价值选择，也割断了国家与社会间的连接。一个政党的价值指向与其在经济与社会方面的政绩让位于国家认同或族群认同。

这种价值空间的扭曲也限制了台湾作为一个民主社会应有的公共领域的发展。国家发展方针的取向，与社会、经济、民生有关的政策议题为蓝绿、独统、省籍等族群主义的口号所遮掩。此次北高市长竞选的特点之一是内容极为空洞，既看不到西方特有的竞选辩论那种智力的激荡，也看不见双方的政纲、政绩的宣讲。

东西方文化中道德与价值的关系

陈彦说，对于台湾这次北高市长选举的结果，众多的资深台湾问题观察者和台湾本身的媒体都或多或少表示难以理解。其中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民调显示国民党在台北和高雄两地的民意指数都远高于民进党。二是经过九月份百万人倒扁运动，问题是贪腐已是昭然若揭的事实，为什么还有如此多的选民投民进党的票？

同欧洲民调相比，民调如果不能中立，就难以建立公信力，而没有公信力的民调，也就不可能获得被调查对象的信任而准确地反映社会现实。陈彦从价值角度来分析，他举例说，国民党的历史并不能证明国民党是一个有“清廉”传统的政党。道德尺度无疑是民主生活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维度，但并非唯一的维度。欧美民主国家的政治舞台上，其实鲜有没有贪腐丑闻的时候。当今的法国总统希拉克不也是因为司法豁免权而躲过了司法追究的吗？希拉克本人也许有违法贪腐情节，但希拉克在对待犹太人问题上，在反对种族主义问题上从来都不含糊，也是公共舆论的共识。选民除了“清廉”之外，还有也应该有其他的价值判断。

民主制度并不能杜绝贪腐，但是民主制度使得政治人物受到监督，使得社会和媒体能够将贪腐者送上舆论审判的法庭。同时，民主的宪政安排也使得即使有贪腐嫌疑的政治人物也应受到法律的保护，要求在宪政的框架之内处理道德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陈水扁本人的历史地位应该已经由九月的百万人倒扁运动定了案，而台湾宪政所保护的不是陈水扁个人，而是中华民国的民选总统。

由此引出的另一个疑问是：倒扁时的红衫军到哪里去了？他们投了谁的票？

按照红衫军参加者的分析，红衫军其实属于此次选举弃权的主体。台湾作为一个新兴民主政体，民众动员之热烈，投票率应该比欧美老牌民主国家要高。但是此次北高市长选举投票率却绝不能言高！实际上9日台北投票率仅为64.52 ％，高雄比台北略高，为67.93％。相比法国2001年市政选举，投票率几近70 ％，高于北高两市的投票率。从这一数字出发，北高两市实际上有接近35％的选民放弃了投票的权利。为什么？陈彦据自己在台湾的短期观察指出，无论是从视听传媒还是从平面媒体上都很难看到对这一群人的分析。这同他在法国的经验大相径庭。选举揭晓之后，法国媒体在第一时间就有十分详尽的对包括弃权者在内的选票流向的社会学分析。弃权者是谁？如果是曾经义不容辞起来履行公民职责的红衫军，那显然不是由于这些人缺乏政治热情。

高雄所爆出的“走路工”贿选问题，对陈菊的获胜是否有帮助不得而知，但却突出了陈菊以一千多票胜出的艰险。而实际上，这一千多票是建筑在三十七万多张选票之上的。多元的社会，多元的价值认同，本是民主社会的基本特点。

民进党与共产党的比较：从革命到执政党的转型

陈彦指出， “走路工”问题本身既不能增添民进党高雄胜选的光荣，而陈水扁以总统身份抄作此案，更是一种明显的身份混淆，也对台湾民主政治造成重大伤害。这一现象一方面同陈水扁本人急于摆脱困局有关，一方面也表明民进党难以平常心对待选举输赢。以选举赢得政权的民进党无疑是民主政党，但也不乏革命政党的特点。为了夺取政权而不择手段，是共产革命的特点。为了保守政权而不择手段，显示民进党还有待于从带有革命特点的政党向健全的民主政党转型。也就是说，政党轮替必须走完全过程。

从民主制度运作的根本意义着眼，关键问题不是某党执政，而是政党和平规范的轮替。一个民主的政党必须接受下台的事实。从这一意义上讲，北高市长选举选出的一个蓝绿二元格局未必不是台湾民主之福。

台湾社会的这种趋势，既同台湾民主的外部环境有关，也同台湾民主仍处于初始阶段有关。陈彦认为，从2004年反对军购案到最近的反贪倒扁运动中，看到了台湾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复苏，也看到了理想的光芒。但是，无论是社会理想还是公民意识，都不能缺乏制度化的载体。目前看来，台湾社会本身缺乏组织系统，公民社会没有获得充分成长，难以抵抗强大的来自政治领域力量的侵袭。原因在于，民进党当政后，把原来的公民组织吃掉了，壮大了自己的力量，缩小了公民的社会空间。

同欧洲相比，台湾社会显然缺乏制度化的工会、农会及各种职业协会系统。而目前独统意识独霸台湾公共空间的趋势既阻碍公民社会的发展，也挤压公共空间的地盘。
在沙龙讨论中，大家就一些敏感话题提出问题，并在某种程度上达成共识。如：台湾下届总统选举不能做不考虑大陆的假设。族群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淡化。台湾模式对大陆来说，至少可以看到中国文化内部是可以搞民主的。有人甚至指出，民主是台湾自保的唯一出路，若不然，大陆对台动武就有了一个道德借口等等。

（陈彦小档案：一九七八年回复高考后的第一批武汉大学世界史研究生，师从吴于廑先生。1982年到法国进修，1986年获得索邦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学成回国后，任教于武汉大学历史系，期间，感到缺乏学术自由，于是再度出走，到法国定居。曾执教于法国里昂第三大学、巴黎第七大学。现任职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法国政治与思想研究中心。以及法国L’Aube 出版社“同中国一起思考”法文丛书、北京三联书店“法国当代思想新论”中文丛书主编。
近作：「中国之觉醒――文革后中国思想演变历程」， “穿越中国当代思想世界的旅程”（法文）主编等。
译著：汪德迈“新汉文化圈”，江西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