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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间，许倬云先生已有多部著作与内地读者见面，这当中除了《求古编》、《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万古江河》等运思精严的学术专著外，还有一个通俗浅近的“从历史看××”系列。如果说《从历史看管理》、《从历史看领导》等更适合政商人士阅读的话，新近推出的《从历史看时代转移》就很能刺激普通读书人的想象力了。所谓时代转移，不就是社会转型么，而社会转型不正是一班知识分子念兹在兹的事情么？今时今日虽已很少再说“古已有之”了，但回望历史仍能成就今人胸中之丘壑，以使我们对现在和将来有所认识和期待。《从历史看时代转移》一书分析了影响时代转移的几个因素，其实也就是几种史观，如英雄史观、政治史观、经济史观、社会和文化史观等等，而服膺系统论的许倬云当然秉持的是“综合史观”，即各种因素交相作用，乃有某种历史局面的出现。这种观点也许会被指为取巧或者虚无——每种因素都起作用和每种因素都不起作用有何区别？其实，历史或曰时代的演进确乎非常复杂，后人本不能指望对照当下“缺啥补啥”的。读史学史，首在培养一种谨慎谦逊的情怀，至于获取“实操锦囊”则是等而次之的事情。
许倬云论史，颇具纵横捭阖之气，加之这样的“纵论”仅“观其大略”而无须脚注，就更是一论而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了。在许倬云看来，中国人素具天下观念，“没有清楚的边界，也不能仅由政治权力界定”，因此中国的历史对于我们面临的未来普世秩序应有参考价值；而“在未来的世界秩序，人权观念应是社会价值的主要成分，则未来的知识分子也应有相当的淑世情怀，庶几可以将科技知识为人类社会谋求公平与普遍的福祉。就这一角度言，中国文化圈内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也应有值得注意之处”。需要辩正的是，在中国大陆还没有完成基本社会转型的形势下，无论是中国历史还是中国文化圈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所具有的价值都是针对欧美文明而言的，中国人现在还不能“与国际接轨”而谈“超越”，因此还是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时代转移中的风云人物吧。比如万里。
万里是推动农村改革的重头人物，著名的“小岗试验”就发生在他任安徽省委书记期间，而民间更有“要吃米，找万里”之说。值得一提的是，《风云万里》一书“既不是报告文学，也不是人物传记”，“不是万里写的万里，也不是作家写的万里，而是记者写的万里；不是今天写的昨天，而是昨天写的昨天”。作者张广友原是新华社记者。当“四人帮”1976年初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之时，他以记者身份被派往铁道部“蹲点”，与时任铁道部长的万里相识。在往后近20年的时间，无论是在安徽还是在北京，他继续同万里保持经常的接触，耳闻目睹乃至亲身经历了许多的事情。他的采访本上记录着大量关于万里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情况，在内部会议上研究问题的讲话，还有和记者个人的交谈，以及为宣传所作的报道指示。这些发言、谈话、指示，许多内容极有价值，只是当时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写出来进行公开报道，有些虽然写出来了，因万里不让宣传个人而被删节或未予发表。现在将其公之于众(据说前些年曾出版过，但很快便销售一空)，可以让人们从某一特定视角重温那段历史。只是抚今追昔，不免让人无限感慨：现在的农村已然不是万里时代“希望的田野”了，沉重的“三农问题”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这或许也是转型的阵痛？
尽管“三农问题”还只是“中国问题”之一，但似乎并不妨碍人们高论“大国崛起”。“崛起论”肇始于2003年底国家领导人的一次演讲，说中国选择的是“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去年底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的播出则使得“崛起”成为时髦话题。《崛起》一书的编者并未明言是针对于此的，但选在此时推出还是不免让人产生一些联想。本书探讨的是“中国未来10年经济发展的两种可能”，诸多“全球一流经济学家”就此展开了“观点交锋”。何以崛起只谈经济？因为“崛起的基础和基本动力是经济增长，是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正如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所说，“生产力什么都不是，但是在长期它几乎什么都是”。听听这些经济学家对中国核心问题的剖析，对于转型时代的我们无疑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