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与可控民主才是好东西
——在“大国崛起和文艺复兴研讨会”上的发言
胡星斗
大国崛起靠制度，靠宪政，靠民主。中国是一个既寻常又非同寻常的特殊的大国，中国崛起一靠宪政，二靠可控民主。
俞可平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但我认为民主固然是个好东西，宪政与可控民主更是好东西。民主有时不是好东西，但宪政与可控民主一定是好东西。所以，要宣传宪政与可控民主，解除人们对民主的疑虑和恐惧。而且，中国应当优先考虑实行宪政，然后是可控民主。
为什么宪政与可控民主一定是好东西？宪政就是“限政”，即限制政府，制约权力，建立“有限政府”，保证宪法的最高权威性和政府的有效性、权威性。
我强调宪法和政府的两个“权威性”。这是我的一贯的思想，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或者说是现实的理想主义。如果没有理想主义，就会囿于“中国国情”、“中国特色”而不能自拔，不能进步，永远保持落后的丑陋的腐败的东西；相反，如果没有现实主义，一味地好高鹜远，讲些理想化、空中楼阁的东西，对于中国现实的改进将无所益处。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我经常强调政府的权威性、渐进改革、人大制度的改革、监督部门的垂直管理等等，而不是主张推倒重来。
宪政的特点是政府的“合法性”来自于“人民的同意”，宪法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得到尊重，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划定公权与私权的边界，实现公权力的分权与制衡，保护公民权利。可控民主强调民主过程的透明、有序、程序性、可控性，注重过程的可控和结果的部分可控，尊重政府的必要的权威性。提倡室内民主（通过电视、礼堂、教室等发表竞选演说）、协商民主（鼓励不同党派不同利益集团的平等协商，加强和改革政协的作用）、法治民主（而不是文革式的无法无天的民主）、间接民主，反对街头政治，鼓励政治协商，主张法治优先了民主，建立代议制度，公民只选举产生权力机构或立法机构，然后由权力机构或立法机构通过选举及协商产生行政官员。
只有宪政才能实现中国的崛起，才能保证政府和人民的利益。宪政因其法治和程序性，避免了暴民政治，所以，对于统治者是安全的；又因其驯服了权力，把政府关在了笼子里，所以，对于公民也是安全的。
只有宪政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没有宪政和权力制衡的市场经济，必然是特权市场经济；特权市场经济必然导致严重的腐败、不公正和两极分化。
只有宪政才能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宪政就是塑造分权自治的现代国家制度和现代社会制度，因为它解构刚性而脆弱的金字塔型官僚体系，改变两千多年一直延续至今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秦始皇郡县制、多层次控制系统，建立联邦制度和地方自治制度，建立程序性政治和公民社会，所以，它能够改变谎言与暴力的传统政治，实现社会和谐，避免社会动乱。秦始皇的层级控制制度必然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上瞒骗对下欺压、政府越来越失灵、宏观调控一刀切等问题。建立联邦宪政分权制度，对于未来中国的国家统一、经济社会发展，都是生死攸关的。
只有宪政才能保证道德文明的建立。人治社会包括秦始皇制度的特点是不循规则，不择手段；只有仁义礼智信的私德，没有限制公权、维护公益、保护公民的公德。所以在现实的中国，人治的办法越多，脱离宪政的政治教育运动越频繁，道德文明就会越衰落，因为缺乏制约监督的缘故，官员们台上作秀、台下做假，每一次运动只能不断地强化全社会的虚假意识。而只有建立讲规则讲法治的宪政制度，社会才能树立坚如磐石的道德。
同时，也只有可控民主，政治有序，社会才能稳定和谐，国家才能不分裂，中国才能不混乱。
只有可控民主，才能保证中国这样一个特大型国家的领导人的必要的尊严和威信。
只有可控民主，才能建立起公平合理的经济秩序，保证国家的经济安全。
只有可控民主，才能避免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泛滥。如果民主不可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压抑太久的民族，必然是非理性的爆发，必然是打砸抢。
所以，宪政与可控民主才是好东西。也只有宪政与可控民主，才能实现中国真正的崛起——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安全的崛起。
冷眼看外汇储备和外贸
胡星斗
2006年底传来好消息，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一万亿美元，早已超越日本的八千多亿，稳居世界第一。近几天又有报道，2007年中国的外贸可能超过美国、德国，又将是世界第一。
世界第一当然值得骄傲，说明中国在崛起，中国已经是世界经济大国，我们有足够的能力支付外债，购买战略资源，进口先进技术设备，进行国际投资。但中国还不是世界经济强国，“中国制造”往往意味着低廉的价格，甚至只及世界市场同类商品价格的十分之一；利润也非常低，大头的利润被外方拿走了；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也很低，大多数属于低端的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型商品，而我们的成套设备大部分依赖于进口；在中国的出口额中，60%以上是外资企业的贡献，中资企业略逊一筹。
出口多了，外汇储备多了，是好事，但太多了，就未必是好事，它说明中国有太多的资金在体外循环，无法更有效地参与经济建设，只能购买美国国债，支援了美国。而且，外汇储备高是以资源的过度消耗、环境生态的恶化换来的，是国内的资源税过低造成的。可见，对于外汇储备和外贸第一，我们还不能沾沾自喜。
何况，真实的外汇储备和外贸，中国远不及日本和美国。日本的国家外汇储备虽然不及中国，但其藏富于民，民间尚有两万多亿美元外汇；美国、日本在世界各国建立了工厂，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甚至销售到第三国，或者返销本国，所以，他们从本土的出口并不多，特别是日本由于其资源匮乏，所以本土的出口尚不及德国，也就很快被中国超越了。而中国在海外的投资很少，外贸基本局限于从本土海关的进出口。
无论外国人宣扬“中国崩溃论”抑或“中国威胁论”，或者是现在的“中国世纪论”，中国人都应当保持平常心，低调应对。尽管中国荣获了世界第一的桂冠，但我们还是要冷眼看待，冷静反思。
和谐龙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
胡星斗
让我发言，我是来了以后才知道的，所以没有准备。我是研究中国问题学的，我就讲一点与众不同的话吧。
“五四”运动产生了两个效果，第一个是正面的效果，宣传了民主与科学，为中国请进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第二个方面是负面的，激进主义带来了破坏性的后果，那时一些人主张废除汉字，最后引进了西方最极端的一种理论。
后来，又经过“文化大革命”，中国传统文化被完全摧残。到当代，中国就面临了信仰缺失、道德濒于崩溃、价值系统解体的困境。现在，中国经济崛起了，民族意识觉醒了，我们认识到：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中国人从近代以来一直受欺负、自暴自弃、焚毁传统，到现在则走向了另一极端——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愤青大行其道，激进，独尊，封闭，排外，夜郎自大，义和团情结，都大受欢迎，中华民族可谓经历了大悲大喜。
我要说的是，民族意识觉醒、恢复民族自信很可贵，宣传龙文化也是必要的，但要警惕民族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会给文化专制主义借尸还魂提供了凭据。
李泽厚说：中国近代以来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救亡总是压倒启蒙。我说：中国近现代是启蒙与民族主义的双重变奏，民族主义总是压倒启蒙。民族主义煽动起狂热情绪，凝聚人心，化解治理危机，转移社会矛盾，巩固个人统治，一次次地断送了宪政、自由、民主的启蒙运动。但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统治者可以利用它，也会被它刺伤，现代化也会因为民族主义而夭折。
中国人必须学会心胸博大、包容、理性、平和，就像日本人既很好地保留了传统，又学习了现代文明的制度。
我主张建立“现代中华文明”或者叫“文明中国”，一方面弘扬传统文化的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尊师重教、以及刚才大家所说的“飞龙在天”、“亢龙有悔”的辨证思想等，另一方面要吸收现代文明的宪政、民主等因素，形成“儒家宪政主义”或者“儒墨宪政主义”，将儒家、墨家的仁义、民本、关爱融入宪政、法治国家之中。
我关注的是中国现实的道德重建、制度重建，而不是复古；既要关注龙文化、文化复兴，又要致力于现代型文明、道德的重建。我提出：2008年，作为“文明中国年”。“文明中国年”主要提倡“三公”——公民、公益、公德。
公民而非臣民，中国古代只有臣民，没有公民。
中国古代也没有公益，有像张鲁那样的“量腹而食”的原始共产主义，但他的目的是夺取政权而非公益。还有武训做慈善，但他被掘坟刨尸。现代市场经济是与公益事业相互补充的，像美国、欧洲、中国台湾，公益事业都极其发达。市场经济社会并不是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完全是惟利是图的，而是有公益精神作支撑的。
中国古代也没有公德，只有仁义礼智信的私德。因为没有公民力量强大的公民社会，当然就没有公德。
所以，建设“文明中国”，不能一味地依靠复古。不能回到是“中学为体”还是“西学为体”的争论。
总之，宣传龙文化，表明了在中国经济崛起的同时中国文化也在崛起，我十分支持这个活动。但我强调的是：恢复民族自信而不要搞民族主义，关注道德重建而不要迷信古代，不要给封建主义借尸还魂提供了机会。谢谢大家！
2007-1-28
（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10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