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被别人过誉的人即所谓“2006年100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之一，我认为胡说八道也是言论自由之一种或曰一种权利。但是，正如雅赛在《重申自由主义》一书中所云：你有任意而行的自由，然而你却没权随便点着属于别人（看似无用）的干草垛。也就是说，胡说八道要有边界。
一个产品推销商说：“我的产品包治百病，谁要是不买，肯定死爹。”
说“包治百病”那是你的自由，只要政府市场管制部门不找你的事儿，你还可以继续喊，甚至说包治万病乃至加上“滋阴壮阳，延长房事”，等等。但是，你要说“不买，死爹”就不讲理了，是含着侮辱与威胁的，是否有人骂你或给两记耳光，那就取决于当时的“场态情绪”了。让人难以辨认的是，许多胡说八道中对受众的侮辱与威胁是“软性”的，比方说“三个代表”，它是一切，如果你不被迫接受被它代表的强行行为，你就成了“孤独的少数”——政治风险也随之而来；又比如说，某一组织A，他说你赶快离开B组织，否则会遭报应的——暗示一旦A取代B，会找你算帐——中国的报仇文化大体就这个样子；再比如，文化人士动员人们，说“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应参加这项签名活动”云云。
第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了；第二个例子，也不必细论，大家都有感触；第三个，是说的最近网上热炒的黄帝纪年问题。黄帝纪年问题不仅十分荒唐，而且发起者本身就是思想不健全者，他们的胡说八道显然超越了合理边界。
你有什么权力动员“每一个”（Every=All之状）呢？还有，新疆人与西藏人算不算“炎黄子孙”呢？如果是，那你怎么解释他们各自的宗教信仰问题？如果不是，那你怎么回应人家需要藏历或回历纪年的要求呢？所以说，作为文化复合体的多民族国家，一定要找“文化最大公约数”。法国在这方面就做得不错，他们不再主张“圣诞快乐”的通用语。为什么呢？至少来说，作为欧洲的领导力量之一，她发现在欧盟对回教国家土耳其加入的宗教态度上，最初是有问题的。
产生“胡说八道显然超越了合理边界”这种现象的社会学基础是公众心理变异，即个体心灵孤独而簇集为貌似自由的表达。按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来论，这是一种文化奴役状态的证明。中国人不太喜欢理论逻辑，更倾向案例即故事化说明，在我举的故事意义上，教授们的胡说八道与某个“门吏”的大玄（悬）本无二致。
我供职某单位时，有“门吏“（传达室发报纸的先生）某人，因其父荫为门吏。该门吏精神有疾，明显特征是嫉妒心特强。某日，我来了500元稿费（1990年代中期前此额度十分了得！）。门吏先向我索酒一瓶（不贵，10来元），而后才给了汇款单；随后，说其家有甲骨文云云，我笑而不答，他继续说“那甲骨文都是大篆字，是线装竖排版的书哇！”过了两天，我听他在单位伙房大骂我，说：“他算什么东西，500块钱的稿费就牛了？！我昨天在《人民日报》上发了八版，给了六千块。”众人知道他一贯胡说八道，没人理他。此时，恰逢我去伙房吃午饭（偶为之，太太没在家）。众人惊诧，我不想让他难堪，顺水人情嘛，我说：“发了文章没有我不知道，反正他收到六千块钱，还请我喝了一顿儿。买的石锅腰烧鸡（当地名品）。”此事过后，本以无虞，可是他假戏真演，拉住我的手非让我去他们老家打兔子，说：“那兔子，个大着呢，跟小山羊羔子似的！”
每每如此，他就陷入了一种类似被迫害妄想症的状态。不得已，我就听上两句，但从来不逗他（——别人总是引他多说）；而后，是尽可能地避着他走——大体就像我赖了他一笔钱而心理有愧一样。在别人拿他找乐子的时候，我决心调查一下他的经历，也就是说用下乡的机会询问他的家庭背景，有道是：其父早年酗酒，他可能是个非典型性“酒精儿”；再有，其父酒醉无状，多白天行房事，屡为其窥见，大脑有些受刺激；其三，也是最重要原因，其父多对其痛打，并每每击打头部，云云。
与第二个问题相关，他还出过大笑话：有一天，其父喝醉了酒，越墙回家；由于是晚上，时值玩牌回家的他见了这个情形，但他没看清跳墙的人是其父亲；他慌忙跑到已经独立门户的哥哥家，说：“坏啦！有人跳墙去咱们家强奸了。”哥哥非常讨厌他胡说八道的习惯，反问：“你怎么就认准是强奸的呢？”——他振振有辞地说：“家里就咱妈和咱妹，跳墙的人不去强奸又去干什么？！”…
依“甲骨文·如羊兔”这个案例来论，父权的过度压抑必然产生后人的文化心理变异，被虐者一定会通过某种途径去与虐待他的父权合一即成为替身（what I want to become）。
不可否认，是否用西元纪年，是否过圣诞节，这些都无所谓，关键是这些倡议者一致地想通过简单的、浅层化的动员，来追求一个“一致性表达”。
这是典型的文化法西斯主义！而文化法西斯主义的直接社会心理学原因就是被迫害妄想症。
－－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