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诒和女士《我的声明和态度》讲到此次官方查禁她的《伶人往事》，未涉及对内容的评价，只是由于该书作者为“章诒和”，她的书就不能出。诒和女士质问：“我知道――在邬先生的眼里，章诒和是右派。好，就算我是右派，那么，我要问：右派是不是公民？”问得好！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据我所知，相当数量当权者至今仍坚持毛泽东当年对“右派”的定性：“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毛选5卷456页）摘掉“右派”帽子、官方称“改造好了”的，以及后来根据政策宣布“反右”时搞错了因而予以“改正”的，不要忘乎所以，认为自己已经不是右派、不是敌我矛盾了。这样天真地看待问题，将遭遇现实的警告。我举一个例子：山东大学附中一位离休者李昌玉先生去年发起错划右派签名活动，要求赔偿“反右”所受经济损失。这个经济维权活动大约征集了数百人签署。当时有些“改正”者劝他注意安全。言犹在耳，先是单位领导找他谈话，礼貌地劝他收敛，他不听。接着公安部门找他，要求停止此项活动。他愤然，著文称，大意为，这是行使公民权利，与公安部门何干！他的抗议合理合法，义正辞严，但现实并不合理合法，还是得按公安意旨办，活动悄然停止，一切归于平静。你认为你是公民，当局并不如此看待，只要碰撞它的秘密底线，必然遭到它的警告：或禁书，或喝停。过去摘掉帽子后不是称“摘帽右派”么？还是按“右派”对待。这同被杀者的亲属要受各种歧视、管束，刑满者要留场就业不得放归社会，解除管制者要严格限制活动能力，是同一性质的措施。这就是：一旦侵害，永远侵害，决不宽恕，一害到底！阶级斗争观念导致的仇杀就是如此严酷、毒辣。
“右派”改正后似乎较前宽松许多，又是复职，又是子女不得歧视。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发现野蛮执政、消灭知识是无法实现这一战略转移的，所以，释放“右派”手中文化知识是救急之策。不给点甜头，如何换取“右派”文化？这才有了“改正”。说实话，邓对这种交换并不甘心，他在讲话中只要提到鸣放必以“杀气腾腾”形容。（邓选2卷243、294、380、390页）为证明“反右”的正确性，以压倒“右派”气焰，他以惯有的机智对解放“右派”埋下若干伏笔：（1）坚持“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一直扩大到99.99％的“右派”都是划错了。他情愿使自己陷入这种贻笑大方的逻辑怪论而坚持“反右”的必要性，给所有“改正”者罩上一层阴影。（2）“文革”中划为“走资派”、“三反分子”档案中不实之词平反时一律销毁，“摘帽右派”和“改正右派”档案中不实之词保留不动，以备不时之需。（3）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指出：属于改正的人包括“确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但是考虑到他们同向党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在程度上和情节上有所不同，也考虑到他们后来确有转变，在这次复查中也给他们改正过来。”就是说，“有些人是属于可改正可不改正的，这次本着从宽的精神予以改正。”先改过来，什么时候不老实，旧账新账一起算。想的非常周到，档案中不实之词保留下来是有用的。（4）既然“反右”是必要的，“改正”体现的是宽大为怀，所以，不能等同于“文革”中所划“走资派”、“三反分子”的平反，右派“改正”工资不予补发。以上4项对待“改正右派”的政策证明，这些被“改正”者并没有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得到完全公正的待遇，并未彻底翻身，不过是以自己的文化知识效劳于当政者换取了工作条件与生活待遇的改善而已，20多年炼狱折磨只能看作“自讨苦吃”，其中被迫害丧命和妻离子散者也只能“来世修行”了。
邬书林竟然在公开场合宣布：多次打招呼，这种人（指章诒和）的书不能出。他的坦率表明，当今社会任何伪饰都不需要，甘脆亮出底牌。说我蛮横，骂我霸道，老爷就是如此，其奈我何！这类鹰犬敢于如此飞扬跋扈，正是如今权力者已丧失理性思考能力，只能求助黑恶势力搞打砸抢杀的反映。经济上大肆抢劫国民财富，政治上暴力镇压维权活动，意识形态方面则是这种武断窒息民间声音。所有这些都是公开的，赤裸的，凶残的，暴虐的。这是末世情态，在毫无出路、毫无希望的情况下的咆哮。镇压高智晟、郭飞雄、陈光诚以及其他维权人士、异议人士，这一轮打压是当局推出的新的反右运动。邬书林宣布的查禁8种新书则是配合政治上反右运动的精神上的收紧。越是这样倒行逆施，越离它的末日靠近。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伶人往事》记载和描绘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京剧名角，写写他（她）们留下的“千古绝唱”，与“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政权”有何牵联？有什么必要为此而胆战心惊？这样的心态是坚强的表现还是绝世情怀？不错，《伶人往事》写了些中共治下京剧艺人的悲惨遭遇，那是历史，不可回避的历史。既然已经做出正式决议，将“文革”予以否定，写艺人的“文革”遭遇正是否定“文革”的表现，为什么要查禁呢？无它，当权者发现暴露“文革”就是暴露中共本质，因此，必须从己有的否定“文革”的决定后退，“文革”因而成为不许涉猎的禁区。不仅如此，当权者还发现1957“反右”的必要性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反右”根本不存在什么“必要性”。它在中国奔向民主的历程中是上承“五四”、下启“八九”的中间环节，是彪炳史册的民主运动。这当然暴露了以毛、邓为领袖的中共的反动性。因此，“反右”也成了不许涉猎的禁区。2007年是1957民主运动50周年，应该冲破当局的禁锢，在整理这次民主运动的资料，总结它的经验教训方面下些功夫，是完全必要的。刘宾雁先生曾经有志于此，积极筹备召开纪念会，可惜据说因费某人或钱某人告密而被破坏。如今宾雁先生已经作古，大陆还有继承他的遗志者而筹办此事吗？
－－《争鸣》2007年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