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在“黄裳散文与中国文化”研讨会的晚餐席上，散文家王充闾问了黄裳先生：散文能不能虚构？黄先生抿了半天嘴，不知如何回答。我在一旁就直接问黄先生：“那么你的散文中有没有虚构？”黄先生说：“难免。”
董桥先生羡慕小说家能够“遨游在虚构的时空里操纵虚构的哀乐”，可偏偏像毛姆这样写虚构故事的高手，在得到一些好素材后，却不愿多转几个弯，把那些素材来一番伪装。他在新加坡时住过的那家叫范·怀克的旅社，到了小说中只改了一个音，成了范·戴克旅社，而且他还很坦率地表白，这个故事是如何一字不漏地听来的，当然这也可视为一种小说笔法。但他把听来的故事，不管是否涉及别人的隐私，通通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他的小说中，这是确实的，那些曾经对他友好相待推心置腹的主人、朋友，都觉得自己被出卖了。
尽管董桥先生说自己“顶多只能以虚笔烘托实情，以实笔敷设虚境”，但是我读他前几年的那本《从前》，一直没有当它是散文，而是当作毛姆式的短篇小说来读的。华盛顿·欧文在他的小说集《旅客奇谈》的“致读者”中说，“对于自己所说的故事，到底有几分可以相信，自己也搞不清楚。”就像以前有个画家，别人责备他画的人物肖像与真人不像，他回答说，几百年后，谁还在乎像不像。或者如《扬州画舫录》中说到的一位画家，为某大户人家的宠姬画肖像，改了七八次，自己以为已经惟妙惟肖了，那位宠姬仍说不像。后来他干脆不照着人画，放手画了一个绝色女子，那位宠姬笑着说，这次像了，“君真解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