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中国社会而言，刚刚过去的20世纪实在值得一再回望，此中的百年，价值观念冲突之激烈，社会阶层变化之动荡，几可谓前所未见，梁启超有“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论，至于对今日中国所产生的影响之深刻，称之为空前绝后似有夸张之嫌，但毫无疑问，给现今中国任何一代所存留的记忆与影响，又分明是最为直接与明显的。
在所有社会群体之中，向来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对中国社会变革的敏感毫无疑问又是最为强烈的，一方面，他们面对中国因落后而遭受到外来文明欺凌的现实愤慨不已，另一方面，又为未能去除中国漫长历史中形成的诸多弊端而感动痛心，正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百年中，从辛亥革命到军阀混战，从民国政府再到抗日战争，从1949年到“文革”浩劫，他们随大时代变迁而上下沉浮，他们悲喜交加的人生阅历，或许正可以视为百年风云变幻的丰富注脚。由是言之，记取他们的记忆，其实也正是丰富我们对于这近百年变革的理解的最生动、最直接、最可信赖的方式。因而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当今有着强烈历史意识的媒体会责任感十足又饶有趣味地在做口述历史，而观众与读者也始终对这一类的文字与节目保持着相当的热情。
作为南方都市报副刊版精心策划的一个大型栏目，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文化大家访谈以每周一期、每期两至三个版的频率刊出对一位国内文化名家的专题访谈，在国内文化界备受瞩目。以一家报纸之力，而能有如此宽广的视角，如此大篇幅的关注，如此持久的热情，如此高强度的付出，在当今国内媒体中实属难能可贵，其背后不仅意味着采编者的艰辛与努力，更彰显出中国媒体在正视历史、反省历史时所具备的一种冷静意识与可贵精神。在竞争激烈、拜金主义横行的今天，媒体要在这种大环境中做出近乎没有利益回报的努力，的确需要极大的勇气与付出。
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从广州到北京、长沙，从上海到香港，大家访谈选取了多位或知名或还并不广为人知的文化学者，以他们个性鲜明的个人叙述方式，对他们的人生际遇娓娓道来，从他们的人生经历中真实地还原历史。在过往的几十年中，他们在各自领域里治学著文的执着，他们的遭遇，他们的快乐与悲伤、他们的人生回望，让我们这些聆听者唏嘘不已。已经刊出的这些文化大家名录，也许未必涵盖了国内所有称得上大家的文化学者，但以一家媒体之力在为此做出的努力，我们如何可以等闲视之？
文化大家访谈系列终以《最后的文化贵族》为名结集出版了第一辑，无论从文化留存的角度，还是从真实还原历史的角度，都是一本足以让所有对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有兴趣者产生敬意的书。
岁月磨练即人生智慧
在书的封页上，编者写道：“他们平均年龄85岁，他们都是站在中国文化巅峰的巨人，他们以深厚的学养，历尽沧桑的履历以及超尘豁达的人生观，诠释一个时代，代表一种精神。”读者有此疑问似是必然：年长者即可称大家？大家只能存在于这些年长者中吗？
事实上，在大家系列访谈的策划之初，选取的访谈者大致确定在80岁以上。之所以选取这个年龄段，不仅是考虑到要尽早为这些尚健在的文化大家们“抢救性”地做一份他们个人的口述历史，更重要的原因是，20世纪大时代变局残留的痕迹，正在时间的流逝中渐渐被淡忘，对于至今仍存留在老一代文化长者中的鲜活记忆，我们有什么理由无动于衷？
由此可见，年龄上的定格并非尊老使然，更非巧合，而是有意为之，甚至是系列访谈的一个初衷。在选取的这些文化大家中，他们的生活与治学经历，恰好跨越了20世纪最为动荡的岁月：他们感受过30年代中的混乱、抗战时期的激昂、解放战争时期的迷惘，而1949年之后，他们又大多在反右的浪潮中起起伏伏，在“文革”十年中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此外，20世纪中，中国漫长历史中形成的社会结构与文化模式、价值观念在逐渐崩溃，而来自西方的各种思潮潮水般被引入，两种文明的纠缠环绕、对立融合，客观上来说，对生活在这个世纪的每一个人都产生出或大或小的影响。于这些文化大家亦然，这也使得他们呈现出既不同于20世纪前苦读四书五经的儒生形象、也与长在红旗下的新一代们迥然不同的面目。
与其说年龄让我们对他们进行仰视，不如说是岁月磨练给予了他们的人生以足够的分量——这不也是给我们后代提供的另一种形式的财富？这些可亲可敬的文化大家们，在他们的耄耋之年的叙说中，我们不妨理解成是他们向我们年青一代讲述生活智慧，也更能体现出中国传统文人的文化传承。阅读他们的口述历史，其实也是在读一本生动有趣的历史图本。
在大时代中起起伏伏
在《最后的文化贵族》第一辑选取的16位文化大家中，可谓各有各精彩，各有各不同：有的是留洋后回国，如周有光、杨宪益；有的一生只陶然于某一城，如王世襄、钟叔河；有的辗转流离从大陆而香港，如罗孚；有的一生只钟情一事，如周汝昌；有的则生活丰富多彩，如黄苗子与郁风；有的开朗幽默，如黄永玉、丁聪、王钟翰、沈昌文、朱健；有的则性情沉稳，如文洁若、陈之藩、郑敏、彭燕郊……
上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的数十年间，是这一批文化大家们成长与生命力最充沛的主要时期，正好也对应着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期，不论性情如何的不同，不论他们是主动或被动，受时代的影响则是他们这一代共同的表征。他们都运行在各自不同的人生轨道上，有相逢又有擦肩而过，所取得的成就也无法用一个固定的标杆去衡量，如果说有共同点的话，那就是他们都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变迁，与彼时的政治环境、社会思潮、风流人物有着密切关联，从他们的阅历中，我们得以获得更宽广的文化视野，领略到更多与他们交往过的学者们的人格风范。
周有光在上世纪30年代留学日本，是因为当时“左”倾的思潮影响非常大，最初因为想跟随河上肇学经济从东京大学转到西京大学，回国之后一度出任经济学教授，最终却又在领导的坚持下“改行”到他业余的语言学和文字学，成为中国文字改革的重要制定者及执行者，后半生终以此为业。
颇有风流名士风范的黄永玉，坦承自己“在成长过程中真正影响我的是左翼文化，从小就是鲁迅先生创造的木刻协会，我们是在党领导的木刻协会中成长起来的”。
而钟叔河身上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湖南士人所特有的“霸蛮气”，大概很多人想不到，对他影响最大的，却是幼年时期偶然读到周作人的文章，这为他1979年复出后竭尽全力并且算是大胆地推出周作人系列作品埋下了伏笔……
片言只字道尽人生百味
比宏大的时代背景更加饶有趣味的是，这些文化大家们没有过多地渲染各自专业中的术语或成就，而是在叙说之中不经意间说出的小故事小插曲，其中不乏一些让我们在阅读之中忍不住报以莞尔一笑的片段。这些片段未必是我们需要投入精力去关注的重点，却是撩开他们丰富人生的帷幕一角，也无碍读者更真切地感受他们的亲和力。
也许可以说，文化大家们所经历的年代，风云际会变幻无常，这也造就了他们的人生是同样的悲辛交集难以言说。周有光在回顾自己生涯时提及当年，说“有两句话我在‘文革’的时候经常讲，‘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是古人的至理名言，很有道理。”王世襄一生爱好无数，音乐、绘画、家具、古琴等均有深厚造诣，但面对提问者，他只讲“鸽子”，因为“现在的东西，味道全变了”，这又是对传统文化怎样的一种留恋与喟叹？
《最后的文化贵族》，南方都市报编著，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定价：1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