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耀洁是谁？五年前，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人可能很少；而今天的中国人若答不出这个问题，无疑可将其归于孤陋寡闻者之列了。
2003年的SARS疫情爆发之后，公共卫生问题引起了全社会（当然也包括中国政府）的关注，高耀洁正是在这一年被中央电视台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高耀洁医生获得此一称号自是当之无愧，自十多年前开始对艾滋病的防治以来，我认为她年年都有资格获得这一称号，惟独2003年，她的荣誉却部分来自于人们对另外一位不可能获得这一称号的医生──蒋彦永的尊重与敬仰。将这样一个半官方的称号授予高耀洁，或许只能发生在2003年，我们甚至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高耀洁医生的被认可──为了削弱蒋彦永大夫的声望，宣传当局曾经树立起一个叫作姜素椿（与蒋彦永一样，也是军医）的典型，但收效甚微，于是，2003年，对高耀洁的承认，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官方的一种妥协性姿态：我们不将荣誉授予蒋彦永，但可以授予同样被人们尊敬高耀洁。这一妥协实际上是用隐晦的语言表明了政府对公共卫生问题的一种表态：好吧，我们愿意承认我们的公共卫生管理存在一些问题。对高耀洁的认可，首先来自于体制内负责任者对蒋彦永医生的敬意，而当时高耀洁对艾滋病蔓延的揭露主要针对河南地方政府，与蒋彦永大夫直接让中央政府失去脸面比较起来，高耀洁稍稍容易被权力体系中的顽固者认可，
这样的比较，在我而言，完全没有贬高的含义，事实上，蒋彦永和高耀洁并无高下之分，他们应同样地分享我们的敬意，而对权力体系来说，无论认可或排斥，都只不过此一时彼一时罢了──今天的蒋彦永大夫大概可以享受出境的权利去国外探访亲人了，高耀洁却再次被限制在国门之内。
算起来，这已是高耀洁医生第三次被限制出境，对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来说，这样的限制，或许意味着剥夺她最后一次出境的机会。无论如何，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在SARS疫情过后，身兼卫生部长的吴仪副总理曾经会见高耀洁医生，这表明最高层对高耀洁医生的部分认可，也表明这样政府对一直被掩盖的非法采血导致艾滋病泛滥的问题的正视，但是，见过吴仪副总理的高耀洁并未被政权招安，因为在她看来，官员对艾滋病防治的态度仍然无法忍受：漠视艾滋病病人的需要、假借艾滋病人的需要敛财中饱私囊、侵吞艾滋病防治捐款以及防艾宣传中对非法采集血浆这一中国情境下艾滋病传播主因的回避。
部分官方“学者”对高耀洁“中国防艾第一人”的民间称号也不以为然，尽管高耀洁医生本人并不在意这样那样的称号，但是，某种嫉妒心态似乎并非完全源自有关“学者”的狭隘心理，正如树立一个姜素椿以抵消蒋彦永影响一样，权力体系确实需要能够抵消高耀洁在防艾领域中影响的人物（尤其是在高耀洁不识相地继续对官员加以指责的情况下），但这样的努力是徒劳的，高耀洁的影响无可替代，对于防治艾滋病来说，在中国，需要的不仅仅是医学知识，更需要一种过人的勇气，当某些学者在狭小的圈子里谈论有关艾滋病的学术问题时，高耀洁早已带着药品和防艾资料走进艾滋病当中，并亲力亲为地收养艾滋病孤儿，不仅如此，当官员妨碍救助工作的开展时，她敢于向全世界公开她的不满。
正是这样的不满，却也使高耀洁成了一个无法被政权收拢和控制的异端，于是，对高耀洁的直接打压来了：准备到北京申请赴美国签证的高耀洁医生被软禁在自己家中，而相关艾滋病志愿者也被拘禁，中断了高耀洁医生与外界的联系。
如果说当年河南省对高耀洁的出境限制还可以用中央政府不知情来解释，那么，在高耀洁广为人知的今天，对她的出境限制，难道是河南地方能够做出的决定吗？
限制高耀洁出境的目的无非是阻止她从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手里领取获奖证书，是为了禁止她在西方社会发言揭露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的问题所在，但这种出境的限制，无疑会使国际社会更清楚地看到高耀洁防治艾滋病的难度之大，强化人们对高耀洁的敬意，并使国际社会将爱滋病在中国的泛滥问题更多地归咎于中国政府的消极态度。
如果说这样的限制是为了禁止高耀洁发声，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没有什么声音能被成功阻拦。
同时，应该注意到，由于对艾滋病泛滥的绝望心态，在老伴去世后，高耀洁多次流露出自杀的想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高耀洁医生说：“我现在天天准备着死亡，怎么样死我不知道。我准备自杀。我真不想活了，主要是不能说真话。我希望官员们能回头去做点实际工作，我是永远不相信他们的。”软禁生活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或许只是意味着生活的不便，但对高耀洁白这样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来说，可能是致命的迫害。如果高耀洁因为这样的软禁发生意外，国际社会又即将如何看待中国政府对人权和疾病预防的态度，在奥运即将召开之际，对高耀洁的软禁是否招致国际医学界及人权领域的谴责？
距离高耀洁医生赴美领取“年度十大杰出女性”奖尚有一段时间，希望中国政府认真权衡利弊，尽快取消对高耀洁医生的出境限制，还高医生以人身自由。无论对于中国的艾滋病防治，还是对于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限制高耀洁出境并将其软禁，都将是一种巨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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