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中国的垄断金融已经发生实质性危机了。之所以没有出现剧烈的外部震荡，实在与垄断银行的政治支撑因素相关。
中国的银行是国家的银行、政府的银行，更是领导这个国家的中国共产党的银行，但是从银行的运作上说到底则是领导人的银行。银行既然是经济的血液，也无妨成为腐败的血液，由乱决策、权力批贷、关系放贷、政治性投资（例如靠无条件的持续贷款支撑贫血的国企以维持社会稳定）、泡沫经济等等造成的金融窟窿简直是天文数字。解铃还须系铃人，若干年来补的各种各样的“窟窿”一共有多少？数以万亿计。那么，补“窟窿”的钱又从哪儿来的？无非是更大范围乃至全国范围老百姓挣的钱，让政府非法挪用拿去打了圆场。在2004年“两会”上，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反反复复要求人大对动用外汇储蓄450亿美元注资两家商业银行一事作出事后监督性的调查、说明。吴先生真是紧盯不放了，不同场合不同时间的呼吁光传媒报道的我就见到三次，但是，没有应有的回应。
其实利用行政手段非法填补银行窟窿，已经不止一次，据专家披露已经远远超过万亿了。而且不止补银行的窟窿，还补证券公司的窟窿。政府圆场，对金融侵权案中的受害人来说，这是来自老百姓的一种被动慈善；对“窟窿”爷们来说，这是政府的江湖义气、息事宁人。
可以从很多行业标准看到中国银行的问题：第一，2001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银行准备金的最低要求平均在10%以上。但中国银行体系资本充足率相去很远。2001年中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为8.30%，工行为5.76%，建行为6.78%，农行1.44%。2006年夏，共产党政府终于出台提高准备金政策，其实不过是重申原先就承诺过的标准，虽此，也不过要求达到8%。公布吧，反正做不做到只有天知道——据报道一些银行主管连所管银行准备金等基本情况都回答不了审计部门的提问。第二，根据1999-2000年度四大国有银行的损益平衡表，国有银行的收益高度依赖于存贷款的利率差（占69%）。2000年，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利润率分别为0.13%、0.01%、0.14%、0.14%。第三，就国际银行业的水平而言，北美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最低为0.96%，日本银行为5.99%，欧洲银行居中。但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呢，中国银行、中国工行、中国建行、中国农行的不良资产率%按四级分类法分别为24.12、25.70、14.92、35.06；按五级分类法为27.51、29.80、19.35、42.12；差异水平依次为3.39、4.10、4.43、7.06。经济学博士易宪容就此指出：这里还应该注意到，中国银行业2003年在采取国际上通行的贷款五级分类后，不良资产比率可能还会上升，而且上述四大国有银行的数据没有考虑转移到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资产。
《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13日报道：从是年2月份开始的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大额不良贷款状况及成因的专项检查终于有了结果：截至2001年10月末，涉及223户企业的277笔、单笔余额在1亿元以上共572.8亿元不良贷款中，89%转成了呆滞帐，损失率为50%，有的高达100%。
2003年9月间的消息：经审查，全国85个城市的隶属于四大商业银行的670多家分支行，有高达98%的银行做假账、虚账，并持有二至七、八本各种形式的账册，应付检查。
据2003年11月28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单羽青报道：27日标准普尔刚刚公布的评估报告指出：中国银行等中国内地8大银行的资产质量整体信用风险都亮“红灯”，即使是招商银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浦发银行、深发银行等所谓的民营银行，资产质量的整体信用风险也很一般，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光大银行的信用风险则很高，尤其农业银行、广发银行、工商银行的信用风险“相当高”！
在4家国有银行、3家政策性银行、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中，2000年以前的不良贷款普遍居高（官方公布的比率为平均20%左右；标准普尔的权威评估则在45%）的情况下，农村信用社最糟，达到30.3%；信托投资公司更糟，达到42.4%！最近三年来“积极财政”的扩张达到历史新高，这中间已经有多少还谈不上冲销、债转股等等的不良贷款，还是未知数。而在中国的外资银行不良资产的比率都在3%以下。金融是经济的血液，信用是市场经济的灵魂，那么，中国共产党凭什么说它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呢？
2003年自称“国家财政看门狗”的审计长领导审计工商银行总行及21个分行和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查出违规资金350多亿元。而部分领导干部共被查出违规资金671亿元。
在听到350亿和671亿两个数字时，“一家占据垄断地位的金融企业的一位核心人士淡淡地对记者一笑：那只是小儿科。”“在这位人士看来，中国的几家国有商业银行……管理者们‘不把国家的钱当钱看’，私设小金库、滥放贷款、铺张浪费、贪污腐败，这些都是一些国有金融企业的通病。”“就在前不久标准普尔公司对世界主要银行的评估排位中，中国几家国有商业被评为‘垃圾等级’。”（引自《法律与生活》2004年2下半月）
再看相关资料披露的事实吧——
海南发展银行1998年关闭，央行提供了40亿元的再贷款；郑州城市合作银行1998年出现挤兑，1999年实施全面救助；广东汕头商业银行1999年出现全面支付困难，当年11月重组；1999年，光大银行整体收购中国投资银行，当年为此增加拨备73.2亿元。1998年，财政部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1999年，四大行向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14000亿不良资产，财政为每家提供100亿元开办费。业界称此为对四大行的“前两轮输血”。结果是，中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达到8%，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接近8%。
此外，“还有一些地方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它们可能也有些问题，需要补充一定的资本金。”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说。
尽管最终的支付方式可能有所不同，或是国家财政注资，或是地方政府输血，或是发债，或是央行再贷款，但总而言之，这部分的损失，总计至少在2.54万亿元以上的金融业改革成本绝大多数终归都得由国家财政扛起来。
而且，根据周天勇的保守估计，中国金融业还需要注资至少1.2万亿。
两者相加，财政若要为金融业坏账买单的话，其数额最终至少会达到3.7万亿。
第三轮银行业“输血”是由450亿美元的注资拉开序幕的。前两轮实际上已经注资逾万亿。业界预测，四大行所需增加的此轮“输血”资本金高达8000亿元，财政可能买单1000亿元。财政买单金融业坏账在中国改革进程中有例可循。“仅补充资本金一项，光四大行就要8000亿，这还没算上保险、农信社、地方股份制银行、证券公司等等，我估计把这些全部算起来至少还需要1.2万亿元的资本规模，我们的财政哪负担得起呀！”周天勇语气沉重。(引自2003年12月《经济观察报》载文《金融业过于依靠政府输血，财政买单能维持多久》)
1998年，为加强中央银行管理，提高商业银行效益，中国银行业进行了空前的大合并，全国30家人民银行合并为9家，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进行省市分行合并或其他形式的机构合并。对此，有专家在指出其一系列负面影响后，特别指出这样一点：机构合并人员调整之后，某些企业会趁企业改革和银行机构合并之机，逃避还贷责任，造成新的资产流失。某些责任人可能趁管理松懈发放关系贷款，增加银行新的不良资产。
－－ＹＳ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