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文化界最热闹的话题不是电影黄金甲,也不是股市大暴跌,而是“才女”作家章诒和跟“流氓”官僚邬书林的一场较量。
章诒和是全国第一大右派章伯钧之女,中国戏剧研究专家。文革中曾经因所谓反革命罪判刑20年,劳改十年后平反出狱。曾经出版《往事并不如烟》(香港版《最后的贵族》),遭到北京当局的查禁(售罄后不准再印)。该书上市以后,洛阳纸贵,成为知识界礼尚往来的首选精品。2006年章诒和的新书《伶人往事》经过多番尝试,许多出版社不敢接手,终于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得以出版。新年伊始,该书上市,忽遭封杀。
说邬书林是流氓官僚并非空穴来风。他身为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开口就没有礼貌,不说章诒和女士,却说“‘那个人’的书不能再出了。”。这也罢了,代表堂堂的国家机关,说什么“我是白道黑道都有人”,岂不是自己宣布自己跟黑社会有勾结吗?岂不是承认代表的是流氓国家吗?简直是骇人听闻。哪一个民主国家的政府官员胆敢这样说话?
不料章诒和女士也不是等闲之辈,她正告邬书林说,“我是什么都经历过的。枪毙人我在旁边站过,我埋过死人,我受过很多的屈辱,我挨过打,我上过刑,所以我什么都不怕。为了一个公民的权利,付出是值得的”。章诒和要求邬书林公开道歉。章诒和的要求是合理合法,豁达大度的。她说,即使认为应该查禁《伶人往事》,也该有个合法的过程。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如果没有合法程序,就不能随便宣布查禁一本经过作者反复修改,已经删去若干内容、合法出版的新书。
章诒和的抗争获得了知识界的广泛声援。上海作家沙叶新、北京批评家陈小雅、南京评论家樊百华、海外作家黄河清都伸出援手,站在章诒和女士一边。异议作家刘晓波、余杰当然也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这次反禁书活动,跟往常的情况不一样。过去一本书被查禁,作者自认倒霉,胳膊折了往袖子里揣。今天,章诒和的书被查禁,她站起来质问有什么合法程序,反而把口头上提倡依法治国的党政官员噎了个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而且众多文化人一呼百应,义正词严。这是中国人维护人权活动的新局面。
无独有偶。恰好一个月前,欧洲和北美一些国家发出惊叹,抱怨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和山东、云南等地因为狂犬病蔓延,官方出动人员捕狗杀狗。把狗看作人类之友的西方人大动恻隐,愤而谴责。中国政府的反应相当迅速,在西方报刊和电视 纷纷报道之后,立刻传达了胡锦涛主席的指示,即刻停止捕狗杀狗的行动,以维护中国的国际形象。停止杀狗的事件,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今天的中共中央决非闭目塞听。国际国内信息随时都在北京的权力中枢得到反馈。消息绝对灵通。
于是问题来了。奇怪,捕狗杀狗的国际反应搅扰了北京的领导人,于是胡总书记立刻下令,停止杀狗。禁书事件也震动了北京的知识界,胡温两位全不知情是不可能的。可是他们就是不出来说一句“停止禁书”的话。书是人写的,禁书就是封人之笔,缄人之口。封笔、缄口,等于是杀了知识分子的性命!相比之下,不禁有“人不如狗”之叹!
捕狗杀狗,的确是事出有因。因为狂犬病忽然流行,祸及百姓。中国城乡医疗、防疫系统尚欠完备,一时难以控制疫情,各地卫生官员立刻行动,先下手为强,及时捕杀,势不得已。勉强停捕停杀,是要以部分百姓的健康为代价的。
《伶人往事》说的是艺人轶事,梨园哀史。没有色情描写,没有人身毁谤。回忆推演粉墨春秋,却有教化人心,惕悟人生之功。文采流芳,凄情动人。血泪文章,控诉了暴君的残忍,难免碰触了当权者的痛脚。于是便有了查禁的行为。在欧美国家由于对色情读物采取年龄限制的分级开放,意识形态更无禁区,(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在大学图书馆也可以找到);所以这里几乎已经找不到禁毁书刊的情况了。纽约图书馆还每年专门举办禁毁书展,以对抗任何禁书行为。中国当局依旧公然禁书,恰好说明中国社会仍然没有走出焚书坑儒的阴影。杀狗和禁书这两件事,国际上的反应程度应该说差不多。德国之声广播电台分别都作了评述。可是胡总书记至今对禁书事件始终不予置评。说穿了,查禁这类书籍正是党中央的意思,邬书林只是奉命惟谨,等因奉此,不善辞令而已,不料章诒和敢作敢当,竟把邬书林逼得进退维谷,里外不是人。如果党中央出来为女作家缓颊,将来中宣部、出版总署的那些个意识形态的打手们谁还肯出来干这类“脏活”?
于是,人们只好浩叹,在标榜“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当代中国,实际上领导人的心目中,人不如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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