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八本书”的事件在网上沸沸扬扬。抗议之声，批评之声，争辩之声，都很多，已经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我作为一个八十多岁的无名老妇，本来不准备参加说什么话了，只关注着事情的发展。
但是，在读了最近邬书林秘书否认有禁书之事的一段话后，却感到不能已于言了。因为从秘书的这段话里，我读出了一种很坏的风格，和章诒和有关此事的几次声明比较，截然不同。
“摆事实，讲道理，”是很多人、特别是我们这些老年人极为熟悉的话，原意说的是共产党人、尤其是领导人讲话做事应有的态度和风格。但是，对比章、邬二人之言，我发现，正是自称“好！我就是右派！”的章诒和发扬了这种风格。她在声明中摆明的事实清清楚楚：“吹风会”上谁说了话，内容是什么，向哪个出版社说的，给了这出版社什么处分，等等；她讲的话前后一贯，绝无先后矛盾之处，只在第二次的声明中补充了原先省略的几句话以及邬所说的“黑白两道”这种威胁之语。她的道理也讲得明明白白：人权、法律、文字狱，等等。除了事实和道理，她还表明了自己决不妥协的态度：“我将以生命来保护我的文学！”
君子之风，毅然决然，坦坦荡荡！
按“摆事实，讲道理，”这个标准来看邬书林的话（秘书代言，当然就可看作邬书林本人的话）可就空洞而无理了。摆的事实，只有一句话：“否认有新书被禁”。既然事实全无，当然“道理”也就也就没啥好讲了，所以也是空白。但是他接着又加上了一句质疑，问章诒和既然没参加“吹风会”，怎能知晓“个中内容”呢？那么，“吹风会”还是有过的了，“个中”也还是有“内容”的了，只不过不是章诒和所说的内容而已，而且章诒和也不应当知道其内容。
那么，章诒和言之凿凿的那些话又如何解释呢？难道是空穴来风？难道是有人造谣？何况还有那么多旁证。有出版社被罚了，有书店接到通知把八本书下架了，不止一家，都有具体事实。出来证明的人包括著名的自己竞选产生的湖北省人大代表姚立法，因为被禁的那八本书中有一本是写姚立法的事迹的，出版该书的出版社便通知姚本人，说所有的存书都只能化为垃圾了。难道这些人都那么闲得没事干，都纷纷来参加造谣的游戏吗？
“争之者说其有，辩之者说其无。”这也是一句老话，出自反右时期的一篇《人民日报》社论。没想到今天又出现了这种情况。不过反右时“争之说有”的是官方，“辩之说无”的是所谓“右派”的民间。现在却反了过来。说有的是被侵犯了自己发言权的民间，说无的却是用权侵犯他人权利的官方。这种位置转换的现象，倒也是使人深思的呢。
最后，为邬书林着想，我想进一言。处理这种问题，还是坦坦荡荡的态度可取。禁过书就是禁过书。禁了以后觉得不妥又收回成命，说出来也是好事，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是可以得到谅解的。如果硬是觉得这些书有问题，那就得堂堂正正把原因说明白，如果你真能把问题说圆了，有人赞同，倒也不失为一种个人争鸣，但也只是个人争鸣而已，不能成为违法暗箱禁书的理由。而且我认为邬先生是争鸣不赢的，因为，我虽然没有看完这八本书，但就我读过的部分来看，实在找不到该禁的理由。
邬书林在这件事的整个过程中给人的印象是：以摆官架子训斥人始（“你们好大的胆！”），中间托私人转弯（给章诒和带话：“我没有点你的名。”）最后赖账。我尤其不能理解的最后赖账的时候邬本人竟不出面，却由秘书代言。要知道这件事对他来说很重要，不但关乎他本人形象、甚至会有损伤人格国格（他是官员）的危险啊。据秘书说，那是因为他“忙于开会”。有什么重要的会要那么忙着开，难道还有许多的事要“吹风”吗？
（尹慧珉，翻译家，原中国社科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