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爆出政治童工刘胡兰是系当地老乡在国民党压力之下铡死的，而非国民党亲自所害的新闻。或许有人会说，总与国民党有关嘛。我也承认是有关，但我们的宣传中恐怕不只是有关，而是说国民党直接铡死的，并且刘胡兰是如何大毅凛然，这些都是值得商榷的。我不能说这条新闻百分之百的真实，但在铁幕政权和高压之下打破只有一种说法，仍然是值得注意的。同样，也有人质疑董存瑞炸雕堡的真实性以及雷锋的造假，研究出张思德是因烧碳熬鸦片而死——因为种植和贩卖鸦片烟是彼时中共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诸君可看看陈永发《红太阳底下的罂粟花》一书，便可知道其中的实情——的内幕，勇敢保护集体财产、与偷辣椒的地主搏斗的刘文学是如何制造出来的（我也知道些内情，但文章请大家看狄马兄的《刘文学遇难记》）。总之，中共所制造的英雄，有许多可疑的地方。我不是说这些质疑都完全正确，我只是说有这些质疑的声音——老百姓有知情权，有不被愚弄的权利——便于我们大家更进一步地思考事实的真相，以及为何要造假的本质。当轴者对这些质疑最好的的办法，便是拿出切实的证据证明，这些质疑是站不住脚的，但不能用高压和封锁言论的办法来达成愚弄老百姓的目的。对史实的发掘，真相的探究，都是我们权利的一部分，也是学术问题，应该尽情地让大家发表不同意见，以便弄清事实真相，还历史在一定意义上的本来面目。
毛泽东自我神化功夫，以及造神的功夫都是很高的。雷锋不说了，一句“向雷锋同志学习”这样空洞无物的话，愚弄了多少民众，这在我以前的文章早有论证。而“为人民服务”证明是为熬鸦片而死的张思德而作，“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是拿来塑造政治童工刘胡兰，极权政府这方面造假的功夫可谓登峰造极。事实上生活在中国的许多普通人，包括刘胡兰，不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而是“生的屈辱，死的枉冤”。最近花了一个星期写完万多字的长文《吴虞与民国成都人贩交易》，可以看出彼时的普通老百姓活得之悲惨。这位“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亦是买婢蓄妾的高手，绝对是共产党眼中的大地主，如果他活到四九之后，被镇压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他于二十年代在日记中看到叶德辉被湖南农会杀死的消息，以及三十年代红军入川打土豪分田地的消息，被吓得半死。日记里记录着国民党政策里对有产者的保护条款，每次他记载后都表示稍感安慰。这位老英雄经历家庭变故（与父亲反目相向，对簿公堂，几挥老拳）、辛亥躲难、成都巷战之苦、抗战之难、国共内战之荼毒，也算老天有眼，最终死在他该死的时候——一九四九年。吴虞也许生得不好，但他死得真好，死得真是时候。他这样活到四九年后会受尽种种侮辱乃至枪毙的人，在他死后，中共改造知识分子时，竟然将其当作楷模来学习，“例如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的洪秀全、冯云山、李秀成等，戊戍政变中的谭嗣同、林旭、刘光第等，辛亥革命运动中的孙中山等，五四运动中的李大钊、鲁迅、吴虞等，都是革命知识份子的代表人物”（《我的思想是怎样转变的》“编者前言，参见我曾经写的一帖《著名人物在洗脑运动中现身说法》）。历史真是充满吊诡，“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何其幸也！
一九四九是二十世纪中国苦难的一个分界线、分水岭，上半叶当时也是苦难重重，下半叶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四九年这个分水岭，该走的没走，如一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储安平等；不该留的留下来，如一些卓有成著的银行家、工商业资本家如卢作孚等，都遭受极大的屈辱与苦难。前者被打成大右派，并且在文革中受尽苦难而失踪，后者在一九五二年被逼得自杀。这只是精神文化创造者（知识分子）和物质财富创造者（工商业主）等人遭受迫害的缩影，他们都声名卓著，还遭受如此大的侮辱，至于那些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所受的苦难，有谁还记得？胡适先生比一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更深刻更早地认识到极权政治的本质，坚决离开大陆，中共借陈垣先生之手给胡适先生写公开信，也无法将其留下来，接下来中共便图穷匕现，将胡适宣布为战犯。后来中共还不甘心不能笼络胡适先生这样大名鼎鼎的知识分子，拿来作为他号令知识分子、改造知识分子的儡傀。中共曾派曹聚仁等人做过胡适先生的工作，要他回到大陆。曹聚仁等人写信拿出的理由是，大陆批判你是批判你的思想，对你的人格还是尊重的。胡适先生在这话的旁边的批注道：真是妄人，没有独立的思想，哪里还有什么人格？没有对极权本质的认识，无法看透极权者的花言巧语。
后来的灾难证明，只要你是知识分子，不管你有名还是无名，死在一九四九年都是一种幸福。四九年绝对是个不可放过的关于好死还是赖活的分水岭。前两天开读十大册四九年后的《吴宓日记》，看到中国文化殉难者兼殉道者吴宓痛彻肺腑的话，真有椎心之痛。1952年7月吴宓的思想改造总结在京沪报刊刊出，友人告知当局将其翻译成英文，以作招降胡适等人之用，吴宓受到相当大的刺激，感觉受到极大的侮辱，“此事宓极不快，宓今愧若人矣”（1952年10月3日）。对于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来讲，还有比“愧若人矣”更撕心裂肺之痛吗？这句话对于知识分子来讲，相当于普通老百姓在无力抵挡的灾难面前的呼天抢地，相当于“我的妈呀，我的天呀”这样无助的呼告以及最后的挣扎。1954年11月重庆要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吴宓因有课未去，他在日记中写道：“此运动乃毛主席所指示发起，令全国风行，特选取《红楼梦》为题目，以俞平伯为典型，盖文学界、教育界中之又一整风运动，又一次思想改造、自我检讨而已。宓自恨生不逢辰，未能如黄师（黄节——冉注）、碧柳（吴芳吉——冉注）、迪生（梅光迪——冉注）诸友，早于1954以前逝世，免受精神之苦”（1954年11月19日）。真可谓身历痛苦后沉痛悟道之言啊。其实哪里是应该早于1954年逝世，而是应该早于1949年啊，吴宓先生！
我曾说应该专门成立一门学问，叫“四九后中国灾难学”，因为在中共治下，五十几年来真可谓集灾难之大成。现在大规模迫害知识分子、普通老百姓的行为似乎有所收敛，其实只不过是变一种形式而已。扼杀言论及新闻出版自由，便是对老百姓知情权的最大伤害，便是对老百姓权利的剥夺，知识分子没有一点做人的尊严。所有的人都蚁行于铁幕之邦，犬食于囚笼之国，匍匐于牛马之乡。大批的人深受折磨，许多人尚吃不起饭，如矿山之频发矿难，强行拆迁之自焚，真可谓生的屈辱，死的枉冤。在中国，谁能过上好日子？
2007年2月5日9：12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