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大定力对付浮躁的时代
张炜新作《刺猬歌》展现灵怪世界，折射现实冲突
陈思和曾经说，张炜是最早找到“民间”世界的作家之一，他的民间就是元气充沛的大地上的自然万物竞争自由的生命世界。在最新出版的长篇《刺猬歌》里，张炜再次将他这种瑰丽的想象发挥到淋漓尽致，创造出一个充满神奇的传说、人和动物不分、海妖和林怪杂处的缤纷世界。
然而这部小说更像一个巨大的寓言，它处处折射着现实的尖锐冲突。在绚烂奇幻的海滨平原上，小说的男主人公廖麦四十年生涯里最理想的生活就是晴耕雨读，在闲暇里写一部“丛林秘史”，书写祖辈与土地的关系。他一直努力反抗着强权和商业的力量，最终却发现自己珍爱的妻子和女儿都选择了接纳现实，理想的庄园被疯狂扩张的工厂吞噬，妻女则离他而去。
作品放在心里，比写出来更安全
南方都市报：小说的名字为什么叫《刺猬歌》？刺猬这种动物有什么寓意吗？
张炜：在我家乡有一种说法，如果怀抱刺猬，就会有一种“扔了可惜，抱着扎人”的感慨。这是一个比喻，说的是一种我们现在常常面临的两难状态，就像小说中的廖麦和美蒂双双走到怀抱刺猬的十字路口。不过我写作时较少想它的含意，因为我害怕过强的理念会压迫自己的感性空间。我只是神往那个地方，喜欢刺猬又美丽又神秘的样子。在当地人人知道，刺猬是一种机灵无比、善良多情的动物，它们从不做坏事，沉默安然，多少有些羞怯，没有侵犯性。
南方都市报：在封底上有这样的话，说《刺猬歌》是你积三十年的创作历练而成，是《古船》、《柏慧》、《九月寓言》、《家族》等十几部长篇小说中最具冲刺力和突破意义的作品。在你看来这部小说对于你的意义和价值是怎样的？
张炜：这还是一本新书，我自己无法估量。写作对我来说是全力以赴的事情，是激动和热爱的事情。人生如流水，我比之于昨天，已经是一个新人了，这部书是新的我在讲述，这就是它的意义。这二十多年里，我虽然面对喧嚣的生活强调过，人要拥有“闭关之力”，但我更是告诉自己：切不可关在书斋里，要走了再走、看了再看。比起过去的写作，我好像更为依赖大自然的力量了。
南方都市报：写这部小说花了多长时间？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触发你的灵感？
张炜：写的时间不长，几个月而已。在心里的时间长，可能是十几年前起意要写的，因为笔力和心情，当然主要还是没有在心里长成大树，还不能作为大材砍伐下来。要等它长大就需要耐心，就得等待，就得好好培植它。我写长一点的东西从不敢草率，不敢想到了、让一个念头触动了就写，而要让它在心里多生长几年。我现在有几个短篇在心里放了十几年了，有的长篇装在心里时间更久了，可就是没法写。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完成一部作品所需要孕育的气象、蓄炼的内力不够，这是万万动不得笔的。作品放在心里，比写出来更安全，它存在心里会被自己多次挑剔，一遍遍打磨。
现在触动人写作的因素很多，人没法视而不见。天翻地覆的变化，从自然环境到人，主要是人，变得太大了。再看其他地方，连非常顽强的人都撑不下去了，不得不屈服于眼前的生活。今天，人活着竟然无法谈论清洁和贞洁，过去是最基本的，是人生的底线，而今却变成了最难的、最高最苛刻的道德要求。类似于我写到的故事——背叛和杀戮、剥夺，人们已是见怪不怪，视为常态。
小说背面的质地应该像丝绒
南方都市报：在你笔下，那个海滨平原就是一个瑰丽的灵怪世界，野生动物有着人的情感和形态，和人相亲相爱，甚至有很多动物与人杂交生下的怪人。这种发源于南美的魔幻色彩如何能在胶东平原上生长出来？你为小说的主人公设置这样一个环境背景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张炜：在海边密林中，人和动物交往的各种情形是城里人难以想像的。狐狸、兔子、大鸟、獾等等，它们行事都有自己的规则。大鸟做了獾的事情，人们一看就觉得不对。这更多的是来自亲历的生活，而不是用尽心机的艺术编织。在生态保护较好的地区，在地广人稀的地方，这几乎是一种日常生活状态。差不多每一个人、每一户人家，都有与动物密切交往的经历。有一些奇异的事例并非是传说，只是我们很难解释罢了。无论怎么破除迷信，我都不会怀疑某些动物的超人灵性。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大家早已经远离了自然而然的生活，生活在虚拟的网络和坚硬的水泥高岭之间。
南方都市报：《刺猬歌》有着浓郁的寓言色彩，奇特的人，强烈的个性，跌宕的命运后面有着一个大时代的变化。但小说的情节始终是很吸引人的。你在表达思想和写故事之间如何平衡？
张炜：我告诉自己，心里没有世界和现实，就没有诗。从纸上传来抄去的好词、还有学来的一些套活儿，最终筑不成诗。我这人最能记住的是形象，至于思想，我不太去记忆。“物”有无限的思想。情感有无限的思想。艺术的强大说服力，来自物，而很少来自直接的道理。所以我注重细部和细节，特别是语言的细部腠理，因为只有让读者在这里停留和玩味，让其慢下来，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让读者随着急促的外在节奏匆匆而去的，掠一遍文字好像两耳填满了呼啸似的，怎么会是上品？这和网络电视上某些粗俗娱乐有什么区别？文学可以是黄钟大吕，可它背面的质地应该像丝绒。我一直特别重视作品的故事性。我知道造成一部作品的粗糙和过于通俗的原因，主要是、首先是故事性不强，故事老旧。别致的美妙的故事应该来自人性最曲折和最深邃处。失败的作品不仅不可能送给我们深刻的思想，更主要的是，它没有一个令人击节叹赏、让人耳目一新的故事。这个故事不仅要有一个好看的表层，而且要有一个精密的细部，要特别经得起咀嚼。讲述那样的故事难度很大，技巧应该是第一流的。杰出的写作者，必然是最会讲故事的人。
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上伤害如此简便易行
南方都市报：小说的主人公廖麦是一个充满理想色彩的人物，他渴望过一种晴耕雨读的生活，保持精神的干净。他身上有没有你的影子？是不是你的理想人物？
张炜：廖麦的生活、他这个人，也并非多么有“理想”。他的问题是身不由己地落入窠臼。原以为蛮有理想、个性，蛮倔的，可后来发现自己所追求的那种“晴耕雨读”，在今天全球一体化的语境之下，不过是又一次靠近了西方——西方农场主的生活方式。他是不由自主地接受了这个西方生活的“新概念”的，这种“新概念”掺在风中，日夜吹拂，随一呼一吸进入体内，无法躲避，这才是要命的事。这种暗合真是莫大的讽刺。可惜他发现已晚。伴随这个“新概念”一块儿落实的，还有他无法接受的更残酷的东西。
南方都市报：廖麦早年反抗强权，他的妻子、那个刺猬精的女儿一直坚持追随着他。然而当他后来反抗金钱的霸权，反抗工厂吞没自己的理想庄园时，妻子和女儿都选择了接受现实和金钱。这是不是表达了你的一种判断，金钱社会的力量甚至大过强权？
张炜：最近不少朋友问这本书的核心思想。其实全书居于核心的，是非常复杂的、隐蔽不查的什么，可能作者也没有清晰的认识。西方的规则、强势的压迫，至少已经进行了150年。走到今天，算是跌到了一个可怕的边缘。国在山河破，笑贫不笑娼。这个世界正在走向毁灭的危境，其责任主要在于帝国主义和西方列强，在于他们伴随物质掠夺的文化扩张。东西方相互学习的文化平衡，已经全部打破。当然可以看做爱情小说，不过这可不是一般的爱情小说吧。这本书其实写了一个再平凡没有的故事，也是再悲惨没有的故事。一个朋友在电话上大声说道：人生含垢，爱妻娇女都倒向了有两世血仇的对手，会是怎样的情境。弱国和列强的关系，又何曾不是这样。我当时没有回应他的话，因为一言难尽。
南方都市报：廖麦最终的失败是不是代表了你对现实的失望？
张炜：他的概念化的生活失败了，可他自己还要往前走。他今后可能不会将个人资产再看那么重了。当今是个从物质层面上好好安顿自己的时代，个人财产不可侵犯的观念，正被视为一条深入的和当然的生活准则。可是事实上大多数人随时都会被剥夺最基本的权利，这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上是如此的简便易行。当人的尊严受到严重伤害时，一点资产既算不了什么，也不可能被确保。我只是从旁观者的角度去揣摸廖麦这个人，觉得他可能会过一种没家没口，也没有资产拖累的、利利落落的生活。这种生活既是被迫的，也是他个人风雨一场、年过半百的一种觉悟。
作家应更多地记住，应耿耿于怀
南方都市报：当下很多作家都表现出了对现实的麻木和接纳，但从小说可以看出，你还保持着一种对现实敏锐的痛感。为什么？
张炜：我说过作家应更多地记住，应耿耿于怀。作家如果进入单纯的专业竞争，或者更等而下之，进入单纯的商业竞争，那样就完了。文学面对的是社会现实和自己的一颗心。不然就会哼哼唧唧，为风头、为卖而写。人还是不能像草一样倒伏。一个作家就该如此，就坚持着，就挺着，还不是一样写下来了吗？写作与其他功事、专业都差不多，一般的好有的是；非同一般就难了。要争取写得非同一般。在相似的天分下，这种争取其实主要是蓄养内力，炼成自己浑然独具的气象。话好像说大了，但我深知道理如此。
南方都市报：你目前的生活和写作状态是怎样的？作为作协主席，如何协调你的职务和写作之间的关系？
张炜：让写作者当个什么，写作者也还是爱文学，他干什么，都要表达对文学的爱。有人总是认为一个人当了什么就不会有像样的写作了，那他们是太天真了。这些在一个真正的作家那里，本来就不在话下。写作时间也从来不成问题，比如，大画家米勒说过：真正的艺术家没有业余的。可是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我却不愿让自己的写作沾上太多的职业意味。职业色彩太过浓烈，写得再好，可能至多也是二三流的。最好的作家应该是“业余的”，写作对于他应该是一次次难以遏制的、非得如此不可的冲动，是生命冲动的结果。谁能想像“职业化地冲动”，那会有多么可怕！专业作家的时间不是很多吗？那就用来走和看，最好身上带足了书。
南方都市报：你怎么看当下的文坛？看现在流行的那些消费主义的作品？
张炜：我常常想，作家大致不必过分埋怨时代和世界，因为对一个写作者来说，不是有这样的困难，就是有那样的困难，其实都差不多。关键还是个体的自信与平和，是自己努力的程度。那些嬉戏闹玩的写作是既存在也需要的。它们冲荡流行喧声四起，也说明了生活一个方面的真相。它们和全部生活合在一起启发我帮助我，这就不用说了；可是这种宽容和理解，并不能代替我对自己写作的苛刻。我要写作，就只能相信文字本身的魅力，我在别人的语言艺术中深深沉醉过，大概一生难忘，那更得相信这种沉醉、相信求得沉醉的方法和过程。时代不是浮躁吗？那就用大定力对付它；文运不是无常怪戾吗？那就用最传统的劳作心对付它；时尚不是最浑浊最粗鲁吗？那就用清洁癖和工匠心对付它；势利客不是总盯着洋人和热卖场吗？那就用自家写作坊银匠似的锻造去拒绝和抵御它，心无旁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