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彦臣：浅论“晚期资本主义合法化问题”的中国特征

这种十分稳定的社会结构，是存在问题的，但只有社会公众或曰工人阶级采取改良主义路线，才有希望消除资本主义的精神压抑。

对于中国来说，没有民主为前提的资本主义或曰“特色市场经济”，实在是未熟而衰的资本主义结构。它的晚期性并没表明经济危机消解的迹象，反而是权力的破坏里积极地导入了文化领域，文化领域已经更加呈现资本主义晚期化。这个新“特色”，也正是“中国特色的晚期资本主义合法化问题”，其具体表现为：

（一）国家或一个政党集团仍然以政治强力（political force）控制文化主导权，即仍局限于葛兰西的“阵地”观念。

由此，社会结构中一边是不规则的扭曲，“特色”也可以理解为非驴非马；另一方面，在不规则的结构中大量制度元素被抽走，如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有用的正直义理——“直言犯谏”、“天听民听，天视民视”，等等。

（二）文化控制的权力更加随机化，除了法律文本的故意缺位之外（如仍无《出版法》与《新闻法》），更多地导向文化法西斯化。

中国式的文化法西斯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暴力宣传与暴力威胁，而是纵欲在虚无之上的哲学底蕴为黄色（广义的黄色）这种法西斯特征提供公众不得不接受的“视觉暴力”。或者说，能够让软性法西斯存在的文化环境就是：纵欲、虚无、价值失真。

如是，文化精英的政治流氓化与政治流氓的文化壳体化，就成为一种管制特色。想一下《黄金甲》的热播，比较一下《伶人往事》等的被“软”禁，就不难印证这点。

（三）真正的文化法西斯化的硬壳体是推出一种叫“国家文化安全”的政治概念。表面看来，它与软体文化法西斯不相干，甚至与一般庸俗化也相去甚远。但在本质上，它趋向于强化软体文化法西斯的市场“品位导向”，最后将与一般通俗化格格不入。

在软体文化法西斯无法充分表达政治诉求的情况下，“国家文化安全”的硬趋向之法西斯化将在更深层次上推动整个文明的灭亡进程。它们的具体手法是：1，挤兑一般庸化，进行高调道德批判；2，迫使大众思想整体缺位，如故意使小说与诗歌作为形体而消亡；3，尽最大可能使大众远离哲学，失去思辨能力。

文化法西斯化的软体与硬壳趋向无法趋于一致的最后“文化人格分裂”，也是文明灭亡的先期信号。其更显着的特征就是让大量的知识膺品以学术通俗面目出现，从而使大众思想空间尽最大可能压缩，而又使纯粹学术最后沦为“落第举子”的状态。

以上理论虽然有高度抽象之嫌，但“事件”的印证性作用已经明显。“文化”的另一个有效词组，即“文化思想”在本质上将被阉割。因为“文化”加上“思想”，这个本质性构架，从来就不是说服公众与资本主义权力及社会之结构合作的。这也是哈贝马斯所说的“合法性危机”的根源。

中国这种没有民主制度为依托的资本主义已经在经济制度之顶层上暴露了它的残酷性：其一，资产阶级借助政治工具的方便，会十分容易地压制任何言论而根本不致于统一行动层面上的反抗（上海的郑恩宠案的历史写照意义就在于此）；其二，资产阶级对文化改进毫无兴趣，也毫无对公众的赎罪意识，中国慈善的缺位与许多名善实恶的行径，又“历史性”地作了说明。在整个政治文化构架中，即便学养很深厚的观察家也经常不无善意地将“资产阶级”（干脆就是权贵资产阶级）与“中产阶级”等同起来。

这是个危险且危险系数一直在上升的学术塌坍现象。

回到晚期资本主义合法化表征性转移方面来论，必然要判断出“民主经典之路”。不幸的是，在遍地“忽然中产”的叫唤声中，民主的温床即中产阶级及其权益诉求根本不存在，因为他们的权益本身就已经在政治权力结构的卵翼之下了。那么，一场民众自我教育的“全体起立式的启蒙”，就实在有了必要。一些学养深厚的人士将此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另外一些草率且激进的人士则把它称为文化重建，至于更多的杂乱无章及至语无伦次的诉求，就不必详列了。

那么，不需要中产阶级的民主有可能就成为挽救中国文明灭亡的一种出路，而民主呢，也不再宗教化，只不过是一种工具理性的选择而已。与西方经典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同，我们确实又面临另外一种特色，那就是先要从文化领域进行不懈的解构，把权贵资本主义所模拟选择的“危机向文化领域”转移路径掐断。反过来，用文化的更新来促成民主进入正常轨道。

就目前来说，以公共知识分子精英群体为核心力量的批判导向，应采取：

（一）坚决推进一般庸俗化，并将它与“纵欲在虚无之上”的文化法西斯分离开来；

（二）创办大量的网络乃至“地下化”纸质媒体，为复兴小说与诗歌提供机会；

（三）一批有见识的“更核心”知识精英应当选择“用哲学来领导我们文明未来”的学术方式进行公共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