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杂志（《炎黄春秋》）上有两篇奇文，谈论社会主义。一篇主张共产党走向社会民主主义，就可以”救党”——至于是如何救法，语焉不详，因为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自救，首先就有问题。另一篇说，胡，差不多可以救治之，他很乐观。这种声音并不是石破惊天，而是早已有之的呼声；如，主张党内改革，党内民主，邓氏政改，就是这样的思维。这个思维好不好？对不对呢？苏联一例，可以证明之。可惜，中国是不是会出现赫鲁晓夫，又是一个问题。
主张共产党应该走所谓社会民主主义之路者，鄙人尊其为长，本来不应该出来乱讲。但是，似乎，这个思维倾向，要主导2007年中国政治思维之大方向。我不以为然，所以出来说说。
其逻辑，应该这样归纳——因为暴力主义如布朗基主义者，搞错了马克思主义本质，把社会主义引上了不归路，所以，在发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议会主义道路以后，差不多，他们亡羊补牢，开始追随晚年马克思，期望把社会主义加以转向，转到社会民主主义。
他们的实际例子，就是瑞典北欧国家，他们说，那里是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人还是应该搞社会主义，因为，不但北欧是社，美国、英国，其实也是社。不要不争论，要把这个”社”加以坚持。说，胡主席先生就是这样的社民主张者——他们援引一段胡的讲话。
于是，一种普世价值的追求，现在，又在这些前马克思主义者身下，变成社会主义之追求了。
可是，这个转向正确性与否？值得很严重商榷之。首先，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美国社会主义共和国、瑞典社会主义共和国、或者英吉利社会主义共和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国名和国号的问题，而是在于，这些国家的立国之本，是不是社；这个道理太简单了：他们本来就是一些西方原来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国家。再是，所有这些国家的”理论基础”，也不是什么晚年马克思主义和第二国际思维，而是源自古代基督教，新教和源自希腊罗马之古典主义民主、元老院和议会制度的，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发展起来的，三权分立的，政教分离的，那种自由文化规定的，政治制度使然的现代国家。
你要是和瑞典人说，你们的建国基础是晚年马克思，他们会作何感想呢？这简直是愚人所难。
换言之，我们一再说明，无论马克思等人是不是晚年进步，他们都不是自由主义理论的权威阐释者，创造者和权威，而是暴力主义后果的政治责任者（这些社民者，都是晚年耄耋，才知道了马克思的非暴力，这样的追索，是不是为时太晚！整个一个暴力史，已经夺取中国和俄国上亿人的性命。把马克思定义在这个哲学位置之上，没有错。一抙马克思晚年纸佥，就可以一笔带过乎！）。
全面评价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作用，不是这个小文的任务。我们只是举出一种常识，在历史之政治学书库里，马克思，无论如何，也不是西方原始意义上的孟德斯鸠，或者约翰。穆勒，或者卢梭……马克思，就是黑格尔，就是布朗基。这个历史是无法改变的。我们暂时无暇眷顾其『资本论』——只是说明，反复说明，孙文在民生主义里，就已经把此论批驳得体无完肤了。
也就是说，瑞典也好，西方主要民主大国也好，其政治制度，现在的和历史的建设，不是源自马克思，而是源自约翰王的大宪章，源自约翰。穆勒的自由主义，源自孟德斯鸠的法义，三权分立，源自近，现代所有的继承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色诺芬和西塞罗的古代民主思想之政治学说，而不是什么马克思晚年论。
如果现在的耄耋们搞不懂这个基本常识，还要在官方刊物上刊登瑞典主义，来苟合老马论，这不成为一种瑞典歪曲论了吗！就像你在柏林墙的残体下，贴出昂纳克应该学习议会马克思主义，一样荒唐可笑！
在此，他们忘却和舍去了，唯物主义，无法苟合西方政治学思想这个致命的原则而丝毫没有意识。马克思是不是主张宗教自由？他是不是言及历史目的论？说他的意志和判断，就是真理？说宗教，就是鸦片。这个鸦片”社会民主主义”，是什么货色呢？言及割断宗教来源的民主自由，在西方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虽然，自由就是不自由的历史（阿克顿）。
西方二十世纪初叶，已经开始消除本真主义和本体主义思维。历史规律说，历史目的说，语言真理说，已经大大式微。这里，当然不能过多言说这些哥德堡和维也纳学派的学说。但是，我们要说，当卡尔。波普和维特根斯坦，在拒绝真理绝对论的时候，毛，还在真理绝对论里打转转。他的所谓相对，绝对真理，在其举止中，充满了伪诈和虚伪。这个”与时俱进”，比起维也纳学派的黑格尔”堕落”论（布拉德雷言论），晚了半个世纪；开倒车半个世纪——乃至逻辑大师洪谦被贬，金岳霖涂鸦检讨（说，毛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是绝对正确的判断。）
中国人里，是不是有人知道西方立国，立学，做人，做学的这个简单的政治学常识呢？太有人了。
我们知道，在西方宪政和基督教之间，产生了我们所谓人权人道，和神权神道的文艺复兴式的解构和结构。没有摩西大典，没有约柜，没有大卫国，同样不能有效解释西方国家的宪政起源和自由起源，包括瑞典。而我们的早期基督徒如南马北英（马相伯和英敛之），就是一个治学，一个办报。号召中国人开始这样一种精神上的政教合一。他们响应的，是汤若望，利玛窦等人带来的宗教和实际的结合。而吴宓，其会通派言说，直接指向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胡适之先生，则成为现代中国之自由主义大师（相比之下，青年时期，中年时期，只是读过几本毛和艾思奇的李锐先生——他自称——倒是坦诚，他，一直以来，对适之先生的憎恶（见上杂志））。这样，撇开这些西方国立国利民之正统和道统，跑来言必称马克思，足见这些老人的现代幼稚病已如膏肓——有人比附说，这就是一些小老苗（指年高，不成长者）。
这其中的潜逻辑何在，必须说个一二，否则，无法解释他们何以如此抱残守缺和顽固。这里的分析是这样的——
因为，所有这些耄耋，都是党文化薰陶出身。他们去延安，当然不是要去学习孟德斯鸠和杰斐逊，而是要去学毛。这样，毛的暴力破产以后，他们不愿意根绝延安情结，就制造出一个晚年马克思，来搪塞延安暴力的所有丑恶。虽然，他们也时时提及什么拯救运动，整风学习（其实是杀人），云云。
后来，又谈所谓”两头真”说辞……
再是，他们无法掩盖十七年，或者五十年暴政的血腥，但是，他们还是要从这个血腥中，寻找不那么血腥的主义原则。因为，如果他们彻底抛弃了马列主义，那么，他们共产党加民主自由说，也就无法成立了；故此，他们必须来一个迂回战略，说，他们其实是扬弃了暴力，保留了延安，回到了马克思（正统马克思）。
最后，他们能够统一他们的一生，在胡同志的思想下，就算是统一在健康马克思主义下了。胡同志，也是民社（或者社民）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说。
试问，你们怎么看金正日同志和卡斯特罗同志的马克思主义呢？
我们现在在谈论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
否定中国之复兴的短期可能——而他们在谈论马克思主义复兴，晚马复兴——这些迹象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说明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融和，其实还是一个艰巨的探索。老人们似乎发现晚马，今人们发现新儒，崛起者发现海洋文明，不一而足。这些个发现，其实不是发现，而是旧话重提。究竟中西如何接轨，并无澄明之论。全盘西化和儒学复兴，哪怕就是他们融合，也要看融合之可能，之阐释，之实际。这个问题，至少，不是一个晚马可以了之的。
至于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一如前说，美国，欧洲，从来没有说过他们是社会主义共和国，原因，已经简单作复。而社会主义造就的苏联，原东欧，中国，朝鲜，古巴……却是定其原义的事实证明。愿意讲实践检验者如耄耋们，何以不检验这个不争的事实，而要为一个空名的社民主义，寻找不曾出现的政治载体呢？推而言之，如果胡同志之社民，真的搞成，我们，当然也愿意承认，世界上有一个社会民主主义之中国；但是，在这个历史出现之前，这个社会民主主义国家是不存在的。美国，英国，瑞典，是有社会主义因素——但是，这其实，是一种普世价值加福利社会——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还有，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前提，就是没有反对党。老人们也不讲何以这样的社民，就是好得很。这个和约翰王，和卢梭，和穆勒，差得不是一二点，而是天壤之别，天堂地狱之别之历史，之通向奴役的历史，已经没有辩驳的希望了。何况，第三条道路，在哥德堡会议召开之际，已经把考茨基和伯恩斯坦的马克思主义痕迹，完全消除。现在西方意义上的社会民主党和工党，和第二国际早就脱净干系了；也根本不是马恩修正主义意义上的什么政党。这方面的史料很多，恕不一一。
一句话，没有什么可以回避普世价值的政治选项，对于今天和未来中国，都是如此。也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的民主，或者民主的社会主义——问题的提法，根本就不是主义定国，定制，定人，而是参照一切主义之合法性，一切言论之合法性，等等（除去宣传纳粹等等）。这个西方国家的理论基础，其实，就是不要理论的基础，和不要基础的理论。难道左，右之道，保守和激进，社和资，不是在那里都可以大行其道吗？这个基准之道，按照文艺复兴时代的说法，就是人道，人文，就是个人主义。
总之，凡是设置各种歪曲和离谱普世原则的号召和说辞，都是不三不四的梦魇妄论，尤其是在21世纪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