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出了“问题”，无论全面停刊还是整顿后再出，它也都成为
21世纪初中国新闻出版方面的一个重大事件。也许官方太相信自己的
“调控”（或曰操纵）能力，也许民间有些反应“过度”，但中国到
今天还没有一部新闻（出版）法实在是一件太丢人的事情！所以，在
《冰点》事件之外我想说一句：比之于一个好的专栏乃至一张好的报
纸，我们更需要一部法律，哪怕这个法律并不太好！！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如果说中国立法资源不足，无法让人相
信，因为各大学的法律系（院）已经很多，甚至连理工科大学都有法
律系（专业）。况且，中国的法律著述也已经汗牛充栋。至少连我这
个可称为“经济学家”的法学门外汉也已经读过三个书系不下于15本
的法律书目，学术的如《美国高级法的背景》，通俗的如《刑法哲
学》。在实践层面上，官方有“九五普法”、某某法宣传月之类的活
动。法为公器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难道各级人大就没有新闻立法的
意识吗？难道法学界那些有博导教授学衔职称的人们就不该“良心发
现”一回吗？
也有论者说自由是少数人的事情，如言论（与出版）可以暂缓议论，
但，这是非常狡猾的“愚蠢”。因为，不能保护少数人的法律构架是
严重缺憾的制度元素；因为，没有好的专项法律，人民永远无法享有
“免于恐惧”的自由！正如今天专项法律没有新闻（出版）法一样，
宪法中的自由含项仍没包含进“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既是中国在现
代文明中的耻辱，也是整个政治道德的后垢。
可以设想，中国如果有一项哪怕比较一般的新闻出版法，象卢跃刚、
王光泽、李大同这样优秀的新闻人才也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也
不至于屡屡发生“《冰点》事件”。他们完全可以自由地筹办一张报
纸，发表他们愿意发表（自己以及别人）的东西。
公平地说，《新京报》也好，《中国青年报》（《冰点》专栏）也
好，其资本家仍然是官方的，无论李大同们多么优秀，他们总是资本
家的雇员。所以，从资本权益上来说，他们最终“说不出理”去！如
果在这个公平的基础上我们再讨论获得法律资源的公平，就有了更清
晰的意义！也就是说，由于《冰点》事件，我们应该认识到──开放
报禁（即新闻出版立法）比开放党禁──在目前来说，更应积极争
取。我想这不是件“势比登天”的事情，至少我们看到连管死人的法
律也要出台──殡葬条例将被推动变为殡葬法，难道一部新闻（出
版）法还那么难吗？如果执政党真地以为新闻（出版）法是双刃剑或
专门伤害自己的利器，那么必将在不久的将来失掉统治中国的最后一
点资格──哪怕是独裁的资格！
（2006年1月28日晚写于乡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