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庆邦的长篇小说《红煤》到罗伟章的中篇小说《我们的路》，农民工生存的艰辛和心灵的屈辱，成为当下文学创作的一个焦点题材。
“民工午餐”登上文学杂志封面
2006年的中国文坛，农民工作为一个群体，以从未有过的鲜明、饱满的形象进入了小说领地。
今年1月，中国作协主管的《小说选刊》改版，把一张民工坐在路边啃馒头的照片放到了封面上（见图），同时重点推荐罗伟章的《我们的路》。
封面照片上，一位年轻的民工身穿被油漆沾染得斑斑点点的衣服，一手捏着五个大馒头，狼吞虎咽。面对镜头，他尚显稚气的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嘴咧得很大，来不及吞咽的馒头从嘴角两边溢出。在他身上，鲜亮的青春和一望而知的困苦，形成了巨大反差。
“近期在长篇小说领域，对农民工生活有了集中的关注和反映。”中国作协副主席铁凝说，“包括民工在内的社会弱势群体，其实一直都在当代作家的视野里，相信也不是刻意为之，而是文学的道义使然。”
民工经历融入小说创作
作家刘庆邦新近出版的《红煤》，堪称一曲农民工心灵畸变的哀歌。
小说讲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家国有煤矿的农民轮换工宋长玉，不择手段当上了村办小煤窑的矿主，成了城里人。然而，随着滚滚而来的金钱，宋长玉的欲望急剧膨胀，作恶多端，小煤窑的塌陷很快成为他人生的灭顶之灾。
曾当过矿工，现任北京作协副主席的刘庆邦，用“红煤”象征农民工灵与肉的痛苦，“煤黑血红”。
罗伟章的小说《我们的路》写农民工“大宝哥”进城打工多年，已忘了妻儿模样，春节回家却买不到车票，只能以冷水泡一包方便面度过除夕之夜。16岁的同乡“春花”更沦落为洗头房小姐，未婚先孕，孤苦无依。
小说的结尾含着些许亮色。一度失去奋斗勇气的“大宝哥”又踏上了进城的路。评论指出，罗伟章的这部小说“描写了大量农民工的生存状态，描写他们在金钱和尊严面前的痛苦抉择”。
三农拓宽当代文学空间
文学评论家雷达指出，从罗伟章《我们的路》，到白连春《静脉血管》、荆永鸣《北京候鸟》、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这些“农民工问题文学”所反映的正是当下中国社会矛盾焦点“三农问题”、“城乡差别”。
在这些文学作品中，“农民工”成为无根的漂泊者和异乡人，不能进入城市，也无法回归乡村。而农民工的苦难源于两个层面：物质的贫苦与精神的贫苦，后者尤为突出。
“作为生活在当代中国的作家，你可以不写农村，但是你的文学还是应该根植于这块土地。当下文坛，一边是城市文学的鼓噪，一边是这样的农民工问题小说。在这种城市和乡村的分裂、对峙中，作家应该有自己的精神选择。”铁凝认为，“关注三农问题，将给中国文学提供一个广阔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