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是怎么长出獠牙的——纪念王小波

　 （一）
　　郊外有一条大路。
　　有时候，天蓝得发暗，天上的云彩白得像一个个突出来的拳头，这条路上就走来一个虎头虎脑、傻乎乎的小猪。他眨巴着一对小眼睛，执著地寻找着心目中的美好和爱。他坚信每个小猪看到的世界都不该是眼前的世界，眼前的世界无非是些吃喝拉撒，难道这就够了吗？他看到有些人在制造一些侮辱人智慧的粗糙东西就愤怒，看到人们在鼓吹动物性的狂欢就发狂，他因此而愤懑，看不起人们。某一刻小猪想，也许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属于他、不欢迎他，他何苦还要为它的丑陋难过、进而伤害到自己呢？可是他又想，人总不能为自己活着啊，人们应该彼此相爱。如果不懂得友爱、不懂得正义、不懂得爱真正美的生活，人类还有什么崇高的智慧呢？
　　带着这些问题，小猪不停地找啊，找啊，在那条路上走了不知多少年。他一直继承着童年时的一个习惯，那就是对平庸生活的狂怒，一种不甘没落的决心。他看到庸俗的一切就要记下来，化做沸腾的愤怒。后来他变成了一个又高又瘦又丑的家伙，涣散得要命，却出奇的喜欢幻想，并用这些美丽的幻想，调侃着世间的丑恶。
　　
　　（二）
　　动荡年代出生的王小波有着比其他孩子更为敏感的内心世界，常有一种冰凉的恐惧使他从睡梦中惊醒。当人们盲目地活在领袖、吹捧、肉麻的阴影中的时候，他却执意要在混沌之中寻找一条光明的路。他知道宇宙和永恒是无限的，而他自己却是有限的，他在《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中这样描写自己的心情：“我的面前出现了一片寂寞的大海。人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些死前的游戏。”但越是这样，王小波就越想突破这种让人窒息的“幽冥”找到一种“永久存在的感觉”——哪怕这感觉是疼痛。
　　十七岁的时候王小波到南方插队，爱上了诗，看了很多，自己也写了很多。
　　“午夜时分，我从床上溜下来，听着别人的鼻息，悄悄地走到窗前去，在皎洁的月光下坐着想。似乎有一些感受、一些模糊不清的字句，不知写下来是什么样的。在月光下，我用自来水笔在一面镜子上写。写出的字句幼稚得可怕。我涂了又写，写了又涂，直到把镜子涂成暗蓝色，把手指和手掌全涂成蓝色才罢手。回到床上，我哭了。这好像是一个更可怕的噩梦。”（见《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
　　这让人们想起了《庄子》里混沌凿七窍的故事。但不同的是，混沌凿了七窍死掉了，而王小波，不但拒绝死亡，而且要好好地利用七窍呼吸到更新鲜的空气！在凿七窍的过程中，他疼痛着，体会着挫折和痛苦，但是新鲜的空气、不平庸的未来、与众不同的清醒状态那么强烈地吸引着他继续下去，欲罢不能。很多人认为知道真相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进而不去思考，庸庸碌碌地活着。而王小波，勇敢地走上了思考这条路。他要跳上思想的台阶战胜原来的自己，取得胜利——因为他觉得“胜利是真正的幸福”。
　　
　　（三）
　　有一个时期，小猪在哥哥的山中住处准备高考——虽然他被社会动乱耽误了读书的大好时机，但是他有了机会，还是想试一试的。小猪的周围都是工人，说着粗话，讲着插科打诨的笑话。小猪也会跟着说，有时甚至不堪入耳，但他仅仅为了哈哈一笑，那种“下里巴人”的消遣始终不能真正在他心里占什么位置，“那只是一件外衣而已”。在这样的氛围里，小猪的思维被训练得很开阔。后来他的太太李银河曾批评他是个“粗人”，他嘿嘿一笑，说这种“江湖习气”的本质是：“我越讨厌什么，就越要把这件事弄明白不可。”
　　此时的小猪已经不是那只困惑、迷茫、痛苦的小猪了，或者说，他已经掌握了对付这些思绪的武器，那就是思想。因为有了思想，他明显的和别的猪不一样。插队、当工人的经历让他有了和其他学院里的知识分子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式。社会教给了他太多东西，时代的疯狂反而给了他更加冷静的头脑。“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他在鲁迅先生那里“批发”来了这样的逆向思维，在一个人鬼不分丑态百出的时代保持着清醒，并以一张笑脸面对这一切——这不是认真的笑，很少有人能把他逗笑，那是一种嬉皮，是睥睨庸俗的调侃。
　　“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太阳初升时，忽然有十万支金喇叭齐鸣。阳光穿过透明的空气，在暗蓝色的天空飞过，在黑暗尚未褪去的海面上燃烧着十万支蜡烛。我听见天地之间钟声响了，然后十万支金喇叭又一次齐鸣。我忽然泪下如雨，但是我在心底欢歌。有一柄有弹性的长剑在我胸中穿过，带来了痛似的巨大快感。这是我一生最美好的深刻，我站在那一个门槛上，从此，我将和永恒连接在一起。……因为确确实实地知道我已经胜利，所以那些燃烧的字句就在我眼前出现，在我耳中轰鸣。” （见《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
　　小猪给自己画了自画像，名为《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此后，这个短语几乎成了他的代名词。他把自己心底的爱好好地保存起来，分给爱人，分给朋友，他对他们有着很深的感情，他爱他们“就像爱生命”。但同时，因为爱得强烈，“恨”得也就更加鲜明，他对一切虚假的、丑陋的、浅薄的、肉麻的开始了批判，毫不留情。那只天真善良的小猪长出了一对尖锐的獠牙，任何愚昧的行为都是他的敌人。保守者想消灭他，因为他太“嚣张”、太“自由”；激进者想消灭他，因为他太“冷静”、太“主见”。他聪明狡狤地在敌人形成的火力线之间穿梭，毫发无伤，终于找到了合适的机会逃出了体制之外，自由地生活在思想的田野中。
　　（四）
　　很多时候我消极地想，不管怎么评价前人，对他们都是不公。超前的人在自己生活的时代总是受到不公正、非难，甚至迫害，可是一但他们走了，人们又开始怀念、赞美、歌颂，这简直是一个很大的嘲讽。
　　80年代，我们的国家正处在转型的当口，改革开放的口号刚刚提出来，于是，思想界文化界赶紧把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改革家、革命家拉出来细细琢磨，不管是梁启超还是严复，无论是谭嗣同还是孙中山，他们的理论都成了时代的注脚，兴奋又激动的人们在前辈的荣耀里乐滋滋地找到了自己行动的合理性。可是经历了80年代末的一场动乱，人们一下子又寂静了，奔腾的热血冷下去，开始极力地为自己的“政治头脑幼稚”找来各种理由，改革家和革命家退场了，书斋里的学者成了炙手可热的抢手货，陈寅恪等国学大师又被尊为知识分子的偶像，余英时为首的学者们呼唤着中国的知识分子回到书斋里塌塌实实做学问，李泽厚更 挑起了“告别革命”的大旗把人们头脑中的温度一再降低。“卧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不知陈寅恪大师当年怀着悲凉心情吟颂这首诗的时候，是否料到自己会成为今人的思想肥料？
　　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有着极其强烈的政治热情和社会关怀，但是到了当代，价值的多元化将他们的激情无声无息就消解了。领导者的手腕很精明，将一部分人流放，一部分人吸纳到政界纳入“正常体制”之中，无形之中就误解了他们的话语权力，还有一部分人到商海里游泳，放弃了自己用文字说话
和号召民众的志愿。在这样的背景里，王小波就显得稀有了、珍贵了。只可惜他去得太快。《圣经》里说，“上帝眷顾谁，就让他死于青春年华。”那么，对于王二，我们是应该为他终于摆脱了人世的无奈而高兴，还是为我们自己少了忧郁又浪漫的骑士而难过？我们都是自私的人，留不住他，却总想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
　　王小波走了好多年了，可是昨晚我梦见了他。我说：“哥们儿，我患了严重的软骨病，有什么医治的偏方？”他笑了笑，仍给我一粒猪骨头做的钙片，转身走了。后来我醒了，感觉自己的牙硬了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