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与国家统计局的两方学者合作，推出《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06——对外开放中的经济增长》，颇为引人注目。按经济学的模型研究方法，这个报告无可挑剔，它的最重要的内含是：”如果没有极为特殊的国际国内不可控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自然意外发生，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可望保持在7.2％以上。”吊诡之处，就是这个”如果”.要是这个”如果”得以确定，那么，三步美好前程就会出现：（一），到2010年，按200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GDP将比2000年增长一倍，超过当代中等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大体上全国一体地脱了贫；（二），至2020年，人均GDP已是2000年的4倍，实现全面小康；（三），至2030年，人均GDP比2000年增长10倍，完全工业化，成为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地区）水平，大体上相当于今日台湾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
真个美好前景的更大含义则是或者不言而喻的是：1，经济增长无论是粗放型的拼资源（含高进口）还是内涵型的拼技术，”发展”仍是被搁置的事项或不能作首选。这也意味着，体制内的有影响的学者已经与皇甫平、吴敬琏达成一致，力挺经济总量型”改革”.2，为了维护经济总量型”改革”，可以采取强硬政治措施对付各种风险因素，包括体制内整肃、体制外打压。
在明了这样的吊诡或内在含义后，那么，重大的社会后果也不可能不被考虑——从学术上讲，是增加预测模型因素：其一，恶劣的环境后果将会持续加重。为了这个富有政治含义的7.2％，环境代价仍是必然现象。只好陷入”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格局，即随着环境破坏的加剧，投入更多的治理费用。但是，究竟能治理到什么程度，则不用细论；有”舆论导向”控制着，往好处看，就是了。到目前，淮河的治理效果已经做了证明：投入了累计500亿的治污费，环境效果没有任何好转。
其二，社会利益主体更加多元化，政府会更加主动扩权。中国一直坚持政治上的”中国例外论”，即不可能采用”小政府，在社会”的国家治理方式。如此，还得在强化政府权威的老路上往下跑，所谓”和谐社会”也是官权主导型的。目前，加强中央权威的呼声也正是”中国例外论”的一种翻版。还有，随着民众权力主张意识的强化，大规模的抗争运动会更多。是否真正地推进民主政治，也必将引发体制内的”路线冲突”.中国能走好”经济高速增长”与”政治逐渐民主”的钢丝吗？恐怕全世界没一个经济学家敢出来打保票，所以北京的经济总量型主张派系的学者写起预测的报告来，就十分学术化地用”如果”来排除诸如环境破坏、官民冲突这样的因素。
“高速25″的另一个技术性排除是将台湾问题也给”如果”出去了。可以预见，台湾问题在2015年，必成了大陆必然面对的选择：是否开战。现在，连最有希望主张统一的马英九派系都主张”以政治民主化促统一”.中国大陆政治精英集团即政治既得利益集团，现在没一点迹象要明确表态，称：”可以以民主促统一”，尽管存在着种种暗示——连库恩《江泽民传》的长长的后记也对世界暗送秋波，说什么伴随经济不断增长，中国会愈加民主，但是什么时候放弃”中国例外论”，达到真正的民主恐怕仍是个世界级的斯芬克司之谜。当然，这个谜面只是政治既得利益集团矫情的捏造，更多的人已经明了：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
民主才是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一场不流血的革命——有人谓之为”颜色革命”.但是，人们也别忘了老毛当年批判他的反动派时曾说过，当革命到自己头上去，反动派就自然地要反对革命了（——大意如此，我没细考）。可以肯定地说，老毛进北京前”赶考”猜题时，只是想着”李自成命题”了，而绝没想到台湾问题也是个大考题。
一句话：答不好台湾这道题，仍然要落第的，或重”流贼的故事”. “25年高速”是个绝妙的吊诡，也是一个赌博式的猜题！
2006年4月12日写于泊头小城绵逸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