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有《读书》、南有《随笔》”的美誉响彻中国文化界的年代，我还是一个被现代八股作文严重桎梏住头脑的高中生。平时翻阅的杂志多半为老师所指定的《中学生园地》之类，更上一层楼者，亦不过是《读者》与《青年文摘》，哪里晓得阳春白雪般的《读书》与《随笔》？因此，第一次邂逅那本名叫“随笔”的杂志，难免有些惊艳的错觉———那是在大学开初，去对面寝室找一位江苏籍的同学聊天，蓦然在他杂乱的床铺上发现一本已然破损的杂志，灰白色的封面，朴素中透着典雅，尤其是刊名的题字（后来才知道出自茅盾先生的手笔），端庄而飘逸，极有气魄。当时我更多的是好奇———因为以前根本不知“随笔”为何物———顾不得与同学搭讪，便翻起这本不起眼的刊物慢慢读。读的是哪一期，具体有什么文章，至今已不可考，只是我记下了何满子、邵燕祥等先生的名字，亦开启了与《随笔》的恒久因缘。
此后两年，我一直坚持对这本杂志的关注。由于清贫，只好借助看守学校图书馆的便利，去一楼的报刊阅览室做一个知识上的饕餮之徒，边读边做笔记，后来竟积攒了厚厚的两大本———这其中自然少不了《随笔》的成色。幸运的是，有一次书市，我撞见一本砖头似的折价书，名为“《随笔》20年精选集”，印刷质量相当恶劣，八成是盗版。但那时我哪里会顾及什么读书人的道义底线，10元银子能换得一本杂志20年的心血集注，天底下有多少这等便宜的馅饼？而我的沾沾自喜，不仅出于经济，更是出于精神：正是在这本暗黄色的盗版书中，我初次读到遇罗克的名作《出身论》，尽管是浅白的事理，可在一个常识缺席的时代，混杂着青春的锐气，很容易让我热血沸腾起来。一年之后，当我想重读此文，却再也找不到那本一度令我手背酸疼的“砖头”，去书店预订，亦是无果。无缘无故地得到，无缘无故地消失，只好归结于命运的无端。
但从此之后，我对《随笔》的感情则开始淡然，倒非受到“去留无意”的刺激，而是接触了诸多新事物，年轻的心性发生变迁。《随笔》数十年如一日的沉稳———乃至老气横秋———的格调，毕竟不能吸引一个青年人长久的喜好，比照之下，《读书》的学院体，《万象》的流言体，一样利弊分明。而《书屋》、《书城》，还有早夭的《东方》等，却都因其不拘一格而各领风骚———至今我仍钦佩《书屋》的大气，某一期上，共计只刊发两篇长文，这类异端之举，恐怕在偌大的中国难寻第二家。不过如此对比，正映照出《随笔》与《读书》的长处，后几本杂志的际遇皆是风波不断，坎坷横生，乃至出师未捷身先死，惟有前两者的旗帜能在狂暴的商业大潮中屹立不倒，除了经营有度之外，还是得承认，它们传承着一种优秀的文化传统，并且这种传统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心灵，历经风雨，生生不息。
《随笔》的传统，在我看来，首先在于“随笔”这种独特的文体。它介于散文与杂文之间，兼具浪漫的抒情与现实的论辩于一身。不妨视之为非驴非马的骡子，但作为文体的随笔却不同于作为动物的骡子，它拥有极强的繁衍能力，自成一个独立的派系———近些年来，各类随笔的涌现蔚为壮观，即是明证。随笔超越于骡子的原由，可以溯源至它的本性。用于光远先生的话说：“随笔即自由之笔。”一言以蔽之，随笔是最自由的文体：20世纪中国的白话文运动促生了多种语体，如五四的启蒙语体、鲁迅的杂文语体，毛泽东的革命语体，世纪末的大话语体等，其中优劣，实难分辨；但论及文体，随笔无疑代表着一个高耸的巅峰。比较学术论文所苛求的近乎教条的规范，构成随笔之灵魂的自由精神更是难能可贵。而正是这一精神，奠定了《随笔》杂志二分天下的根基。
自由不仅仅是文体的血液，如我所言，它还必须是一种贯穿于思想的精神，与作者的独立人格肝胆相照。这便是《随笔》传统的另一要素———姑且称之为“品质”。依我模糊的总结，《随笔》的传统可以用陈寅恪先生的箴言概括：“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巧合的是，《随笔》所在地，正是陈寅恪晚年的寄居地，或许真的有一种代际之间的薪火相传，心魂相守。如此则要说到困扰《随笔》的危机，即其作者与文章的老年化倾向：老骥伏枥的同时，不免日暮途穷。所以，教育什么样的青年人，怎样传承思想的接力棒，将是新时期《随笔》必须肩负的使命。这可能意味着一道黑暗的闸门，也可能意味着一块光辉的路标———作为《随笔》的忠实拥趸，我希望是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