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一个自由主义的堂吉诃德

　　 最近一两年关于高校和学界的丑闻不断被揭露和曝光，时值岁末，武汉大学法学院周叶中教授学术剽窃事件再次成为互联网上的一个热点，并有随着新年的到来不断升温的趋势。学术剽窃类的丑闻屡屡出现，就像娱乐明星们的婚外情一样，似乎已经不大能吸引人们的眼球了，为什么这一次与众不同？原因可能在于，当事者周叶中教授身份显赫（教授、博导，并进过中南海讲课）；被揭发后态度顽强、拒不认错；或者还因为赶上圣诞、元旦，大家有闲功夫？这是开玩笑了。不能忽视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在于，这一次贺卫方又发飚了。到目前为止，关于此次事件的最为严谨、客观且富有建设性的评论就是贺卫方发表在网上的文章“周叶中教授事件及其他”，像贺先生以往的风格一样，客观理性、清晰有力，将一场可能会演化成口水仗的公共事件提升到批判与建设的层面。我想，即便是当事者周、戴二人嘴上不认，心里也会有所触动吧。不论此次事件的结局如何，贺卫方以法学圈内同仁的身份，背着“不厚道”的名声，冒着日后可能被打击报复的风险，再次激情出手，引起大家对学术规范和学者品格的热烈讨论，又让大家对这位敢于直言、善于布道的著名公共知识分子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敬意。但对于熟悉贺卫方的人来说，这样的赤手空拳、单枪匹马应战的场面已经不知是第几次了。
　　在“司法改革热”和“宪政热”等一波一波的热浪过后，有人略带酸意的调侃贺卫方，说他是哪里热就往哪里钻，贺卫方也毫不示弱，反唇相讥：“应该说我到哪里，哪里就火！”此言豪迈，而且不虚。如今学界之腐败与混乱日渐成为社会焦点，随着一桩桩丑闻被揭露，老百姓们才发现，原来以为纯洁高贵的象牙塔，竟也如《红楼梦》里的宁荣二府一般不堪，剽窃抄袭、弄权舞弊、权色交易，教授们做起坏事，一点也不比官老爷们差。所以学界也如官场一般，是利益共同体，模仿起“官官相护”的把戏来毫不逊色，要想揭开学界的盖子，殊非易事。但是以中国之大，纵使万马齐喑，也总有拍案而起的人，这一次，面对“周叶中事件”，贺卫方又站出来了。这一次，他面对的“风车”，是自己的同行、同事甚至师友。
　　不过，也不用为贺先生担心，他经历这样的阵仗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想当初，一篇“复转军人进法院”触怒的可是全中国的军官，后来听说还被请到军队演讲过，并没有“直着进去，横着出来”，演讲费可能还少不了。从那以后，一个穿行于司法、宪政与民权领域，以脍炙人口的小品文和激情澎湃、极富煽动性的演说四处布道的公共知识分子诞生了。
　　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无论其参与讨论或批判的领域或主题是什么，他一定有一个基本的价值体系为思想基础，否则，今天左一下，明天右一下，不用他人讥讽，自己先把自己搞分裂了。纵观贺卫方的文章演说，其关怀、旨趣、信念与理想可谓一以贯之，那就是自由主义的理念。据说自由主义已经不流行了，可主义是用来批判现实、解决问题的，不是用来把玩欣赏的；还有人说自由主义是浅薄的，太巧了，贺卫方也经常被批评为有些肤浅。那些自恃为深刻的先生们可能说对了，但深刻有时不免是糊涂的另一种表达。自由主义的理念从来就没有艰深过，法治、宪政、民主、人权，这些东西深奥吗？当贺卫方面向大学生、面向法官们、面向民众，讲解司法独立的重要、宪政分权的必要、言论自由的价值、废除死刑的意义的时候，他有必要深刻吗？自由主义从来都不是费解的，它甚至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融化在日常生活之中，例如，说真话，不说假话；听凭良心的选择等等。然而，自由主义又是好说不好做的，在不自由的状态下实现自由，往往尤为艰巨。就像秦晖先生所说的，贵在“实践自由”。什么是实践自由？为法治宪政的理念鼓与呼，为权力的滥用和权利的被侵害而抗争。这些抗争有时是积极的，例如为“一塌糊涂”的强行关闭而向北大校长抗议；有时是消极的，为表达对不合理的招生制度的不满而“罢招”。这些宣讲有时是宏观的，例如宪政民主制度的构想；有时是具体的，例如法官的袍子和槌子。屈指算来，贺卫方进入北大法学院已有十年了，“复转军人进法院”也有十年了。十年间，贺卫方—–一个自由主义的布道者和实践者的姿态始终没有改变，但这个社会的世道人心也许正在慢慢的改变。当然，战士也会有疲倦的时候，面对坚硬如铁的现实，贺卫方也会有摇头叹息，此时的他，真像是那位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悲壮而又坚定。但是，尽管劳心劳力，尽管及至壮年便华发渐生，当有下一个为权利自由而战的时刻，这个孤独的勇士依然会拍马向前，因为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总是令心怀正义与良知的人深深地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