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者的声音

一
　　
　　 提起穆旦，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受难者”、“殉道者”之类的形象。作为九叶诗人中“走的最远”的一位，穆旦诗歌中所散发出的于世俗所不容、与传统价值迥异的新质令世人为之眼前一亮。然而，更为令人叹服的是，穆旦诗歌中所迸发出的决不与世俗和环境相妥协的叛逆之声不绝于耳。
　　 是什么使得这位看起来沉静温和的诗人拥有如此不流于世俗、不中于规矩的叛逆气质？这或许与诗人天生敏感多思的禀赋有关，但显然这还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穿行在穆旦为现世和传统打造的种种富于犀利的讽刺和透辟的批判的诗歌形象中，我们最终将会发现，在这颗看似冷峻的叛逆者心中，拥有怎样直达灵魂深处的深刻自省和摒弃一切虚伪的生命至诚。
　　
　　 二
　　
　　 穆旦诗歌中最为突出的个性恐怕就来自于他这种对传统和现实均表现出极强对立情绪的叛逆精神。　正如他当年的诗友王佐良先生当年评价的那样：“他的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在穆旦的诗中，很难捕捉到属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质素。首先，他的诗歌在形式上完全抛开了古典诗歌对“雅言”和“意境”的依附。在他的诗中充斥着平实的现代白话口语和逻辑性极强的关联词，像他在《诗八章》的开篇即写道：“你底眼睛看见这一场火灾，/你看不见我，虽然我为你点燃，/唉，那烧着的不过是成熟的年代，/你底，我底。我们相隔如重山！”这些诗句完全由通俗直白的口语所构成，并且句与句之间有着极强的逻辑联系。虽然如此，也丝毫不影响整首诗所达到的层次丰富而思想深邃的艺术效果。不同于三十年代戴望舒等现代派诗人在“古典情绪”和“现代形式”之间制造的模糊不清的界限和难舍难分的纠葛，穆旦将传统形式拒之门外的果决态度显出了他十足的叛逆精神。正象他在《五月》这首诗中将五节仿古诗中镶嵌了四首最现代的自由诗所营造的极为滑稽的反讽效果一样，传统的僵死情绪和俗套表达在他这里受到了严重的挑衅。关于这一点，王佐良先生的评价相当恰如其分：“他的诗歌语言最无旧诗词味道，是当代口语而去其芜杂，是平常白话而又有形象的色彩和韵律的乐音”。而正是这一点也遭到某些评论者的置疑。在一篇名为《伪奥登风和非中国性：重估穆旦》的评论文章中这样写道：“穆旦照搬奥登的技巧，有时到了与我们固有的写作和欣赏习惯相脱节的地步”。署名江弱水的评论者似乎有对穆旦在语言表达上的这种“非中国性”大加讨伐之意。可惜的是，他竟然无视这样一个现实：百年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史已经证明——现代新诗正是在这种冲决传统桎梏的勇气和力量中才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战绩，倘若一味的要在符合我们固有的写作和欣赏习惯的环境中才能求得一席之地的话，恐怕当今的诗坛盟主还应是拥有数千年的悠久传统的唐诗宋词吧。
　　
　　 三
　　
　　 语言形式上的“非中国性”已经给穆旦的诗歌涂抹上了一层淡淡的异类色彩，而这还仅仅是开始。更令人“接受不了”的是他的诗歌在内质上也全然是充满了于世俗所不容、与秩序相抗衡的叛逆气息。这才是穆旦的诗歌真正具有巨大杀伤力的根源所在。
　　 穆旦以其特有的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暴力”的敏感，时刻表现出精警的批判意识和不屈的反叛精神。他有力地“控诉”：我们看见无数的耗子，人——/避开了，计谋着，走出来，/支配了勇敢的，或者捐献/财产获得了荣名，社会的梁木。/我们看见，这样现实的态度/强过你任何的理想，只有它/不毁于战争。服从，喝彩，受苦，/是哭泣的良心唯一的责任。（《控诉》）他从表面一团和气的传统里找到了鲜为人知的“裂纹”：四壁是传统，是有力的/白天，扶持一切他胜利的习惯。/新生的希望被压制，被扭转，/等粉碎了他才能安全；/年青的学得聪明，年老的/因此也继续他们的愚蠢，/谁顾惜未来？没有人心痛：那改变明天的已为今天所改变。（《裂纹》）他勘破了现代生活中“我”的命运：遇见部分时在一起哭喊，/是初恋的狂喜，想冲出樊篱，/伸出双手来抱住了自己/幻化的形象，是更深的绝望，/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仇恨着母亲，给分出了梦境。（《我》）就连在世人眼里普遍视为永恒的美好爱情，他也不轻易放过烤炼一下的机会：相同与相同溶为怠倦，/在差别间又凝固着陌生；/是一条多么危险的窄路里，我驱使自己在那上面旅行。/他存在，听我的指使，/他保护，而把我留在孤独里，/他的痛苦是不断的寻求/你的秩序，求得了又必须背离。（《诗八章》）甚至在战争阴云笼罩下，人的生死权利都已被否决的危险境地，他还不忘来幽上一默，一首《防空洞的抒情诗》，让人在感受战场血腥的同时，也为那些失去自己命运主宰的麻木心灵发出一声最无奈的叹息。
　　 就这样，似乎在生活的每个看似平静的角落，他都可以找到批判的理由。置身于现实生活中的平庸，他看到的是潜伏其中的“是一个阴谋”；当自由高奏凯歌时，他想到的是“谋害者紧握一切无形电力的总枢纽”。在拥有数千年传统的古典诗歌的强势面前,他勇敢地发出了“我长大在古诗词的山水里，我们的太阳也是太古老了”的慨叹。面对生活中无所不在的暴力，他毫不畏惧地要将它的本质揭穿：从强制的集体的愚蠢/到文明的精确的计算，从我们的生命价值的推翻/到建立和再建立：/最得信任的仍是你的铁掌。对传统的无所不在的统摄力的警醒，以及对现实秩序中种种难以觉察的暴力的反抗，显示了穆旦作为一名具有强烈批判意识的理性主体的现代精神。也正因为拥有如此锐利的透视力，穆旦的诗才具有了一种穿透人心的震慑力。而这也无疑使诗人体会到了常人所体会不到的“丰富和丰富的痛苦”。
　　
　　 四
　　
　　 如果仅仅是站在高处俯视现实社会的种种弊端的话，穆旦或许不会直到今天还为我们所景仰。我们欣喜的看到，在这位以叛逆者著称的诗人身上，还延续了一种罕有的深刻的自省意识。这就是曾经在“抉心自食，预知本味”的伟大启蒙者鲁迅先生身上葆有的优秀传统。不是作为一个训导者对别人的生活指手画脚，评评点点，也不曾试图拥有先知下达最正确指令的权利，更不会塑造出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来吓唬普通的读者。穆旦诗中的叛逆者形象有着极为复杂的人格构成。一方面，“我”不甘于平庸，时刻想到要冲出庸众的包围来获得自己的新生：一个圆，多少年的人工/我们的绝望将使它完整，/毁坏它，朋友！让我们自己/就是它的残缺，比平庸更坏。（《被围者》）；另一方面，“我”又难以挣脱种种现实的诱惑和压制：我们做什么？我们做我们？/生活永远诱惑着我们/在苦难里，渴寻安乐的陷阱，/唉，为了它只一次，不再来临；/（《控诉》）这里的叛逆者面临的困境和鲁迅笔下的启蒙者同时也要被启蒙的背谬存在有着决然的相似。从这个意义上说，从穆旦身上延续下来的这种深刻自省意识正是和鲁迅先生一脉相承的。鲁迅先生身上体现出的启蒙者反观自身而带来的双重自省意识，是鲁迅的现代意识中最为深
刻也是最为复杂的一面。反映在穆旦的诗作中，同样是这样一幅背谬的图景。“有谁敢叫出更大的乞求？/向着死人。我们要放逐/这个恩给我们的仇敌，/一切的繁华是我们做出，我们被称为社会的砥柱”，然而接下来的几句却把我们这些所谓的“砥柱”的真相和盘托出：因为，你知道，我们是/不败的英雄，有一条软骨，我们也知道什么是对错，虽然我们是在啃啮，啃啮/所有的新芽和旧果。（《鼠穴》）
　　 不是把自己当作偶像和宣教者加以标榜，也不是抛开自己的责任后独自咀嚼个人的悲喜，而是将自我纳入到复杂的人性轨道中加以烤炼，加以还原，加以熬煎。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在一次又一次的自我迷失之后决绝地重新迈向新的救赎之途——人子呵，弃绝了一个又一个谎，/你就弃绝了欢乐：还有什么/更能使你留恋的，除了走去/向着一片荒凉，和悲剧的命运！（《诗》）这才是穆旦这位叛逆者身上最为撼动人心的精神所在。
　　
　　 五
　　
　　 众所周知，穆旦曾经参加远征军远赴缅甸作战，在一望无边的原始丛林里断粮长达8天之久。只有一个曾经和死亡面对面地交锋过的人，才能写出那样动情的诗句：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森林之歌》）。
　　 面对战乱生活中价值体系倾圮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穆旦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将自己流放其中。他把自己的整个生命都溶入到这一痛苦的思索过程中，主动承担起灵魂撕裂后无所皈依的超负荷重压。不仅如此，他还以罕有的深刻的自省意识不断诘问自己，这使得他陷入了无边的痛苦的折磨中。也正是在这种炼狱似的不断煎熬中他才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救赎。有人这样评价他：用全生命的重量和力量向人生投掷。这是一种生命的肉搏，这肉搏是在自觉的睿智照耀下的筋肉与思想的相互体现的痉挛。在这里，自我的分析与伸屈里有那么深沉的生命的焦灼，那么撼人心腑的呼喊，那么洞察一切的貌似不动情而却又那么真挚的盎然无所不在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