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接收中央组织部之前後
自十五年三月二十日共党阴谋暴发以後，蒋先生在粤帮助工作的同志更少，所以屡次电沪，命多邀人前往帮助工作。邵元冲、叶楚伧先生等应邀而去，并要我约蔼士三叔和养甫同志同去。我把招募工作交代杨虎办理之後，在四月底和蔼士三叔等动身。五月初到广州。蔼士三叔在那里只住了半个月便奉命回浙，和孙传芳周旋。养甫同志奉命在粤创办中央兵工试验厂专造迫击炮。我因为是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要等到全体会议之後，才能分配工作。五月中旬，第二次中央全会开会，通过「整理党务案」，五月底闭幕。中央常会为实行「整理党务案」「共党之跨党者不得任本党部长」的规定，因此推蒋先生兼组织部部长，蒋先生就派我为组织部秘书，前去接收。
原任组织部部长谭平山，秘书杨匏安，都是共党份子。在这个时期，本党与共党已经开始斗争，我能顺利接收，要追溯到过去两年情形。当十三年本党改组以後，已呈分裂现象，那时我对党务未加闻问。后来奉蒋先生之命，在沪担任招募及黄埔後方勤务工作，因为职务上需要与各方面接触，纯粹本党同志与跨党分子，双方均来问我对於党务的意见。我除了答复『党内不能有党』的主张外，其他什麽也没有表示。同时双方面都要我登记，我都没有参加，因此对各方面均无恶感，而能达成在上海的重要任务。等到发表组织部秘书以後，多数共产党以为我没有直接办过党务，所以不甚注意。其知我者，也认为我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共组织，是比较超然的人物。所以到中央党部接收组织部秘书职务，毫无阻碍。就是我以中央监察委员之资格任组织部重要职务，也无人批评。接收之後，才知我们的党务好久无人顾问了。老同志中有不愿与共党合作而灰心的，也有被杀的，也有因互相斗争而离开广州的，也有被共产挑拨离间而不敢问党务的。中央秘书处由三个共产党员林祖涵，谭平山，杨匏安在把持。组织部完全在共产党之手。宣传部也半入于共党之手。其他各部均在共党操纵之下，本党无法闻问。可以说本党已经为共产党完全篡夺去了。在各省市方面，党务大半为共产党所主持。即未为所夺，也一定分为左右两派。常向中央互相攻訏，党务不能进行。下层已无基础可言，在这种情形之下，对于用人十分困难。我初入组织部的时候，部中同事共二十九人，从名册及思想方面加以缜密的观察调查，只有三位算得真正的同志，其余都是跨党份子，其中一部份又为杨氏谭氏的族人。在此种情形之下，工作简直无从着手。我请示部长，奉命与丁惟汾顾孟余两同志商量。丁顾两先生就介绍段锡朋、王乐平两同志加入部中工作，但部中并无空额。加进两人，就不能不去两人。当时去了的，一为共党杨某，一为文书干事骆用弧。骆是同志，大家都知道的，就有何香凝同志等提出质问。其实就当时环境而言，初次更动人员，为加入两位同志，去了一位同志，也是不得已之事。对於骆，不久我们也另为安置了。
自段王两同志到职以後，开始办理重行登记及调查等工作，同时对部内工作人员厉行考核。事务组有两个姓杨的，工作都很勤奋，特予升级，以示奖励。杨匏安认为不应於此时升级，加以阻止。因为我接杨匏安之职务时，部长曾关照有事多与杨商量，所以杨有理由来干涉。但命令已公布，不能收回。隔了两天，那两个姓杨的忽然辞职，据说被杨匏安调往他处工作去了。这是杨匏安怕他们为我所用之故。不过无论如何，两杨既走，部中总算空出两个缺，便发表郑异、萧铮两同志补充。有一个莫某，工作表现很好，我给他升了级。但照规则已无可再升，因此杨匏安来责问我，不应当破坏章则。我说：「工作特别好不能没有奖励，我想由我自己来补足他应得的薪给」。莫某受奖之後，颇为感激，但杨很不高兴。不久，又将莫调往他处，我要求免调，杨不肯，只好准莫某走了。他的遗缺，我们自然又可补进一个同志。那时部里面有一个干事，专司民众组织。广州市民众组织完全归其指导。这位干事姓谭，在共党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兼职太多，每次开会常常不能到部请示或报告。再三嘱咐，始终不能履行。可是他竟怕见我的面。有一次重要会议，在开会前，我因为关系重要，派人去找他回来参加。没有找到，隔了一星期他才回来。因为内心惭愧，只好辞职，我立刻照准，改派曾养甫同志继任，从此广州市民众的指导权，才转入本党同志之手。经过这样的几次事件，章则已有改动，用人也自然比以前自由。迁到南昌之时，部中仅留有共党三个，其余都是纯正的本党同志了。
临时中央全体会议推蒋先生为军人部部长，以我继任组织部部长。我托丁鼎丞先生物色秘书人才，他提出路友于同志，我照委了。隔了十几日，路又被派到北平去工作。他的思想稍偏於左。动身之前，在谈话中露出口气，知道共党对我的批评还不坏。他对部中工作人员亦下了一个总评，特别注意到王宇春，认为将来必有作为，我因此拭合王宇春拟订法规，也觉得是一个可造之才。
共党为了人事问题，在上述几件事之外，还有好几次抱着干预态度。例如：每逢广州「孙文主义学会」的同志有事来接洽，尤其关於介绍人员，事後共党常常很快的知道他们所介绍之人，接着杨匏安就会来找我，攻击某某之为人，希望我勿用。此时蒋先生命我勿与共党冲突。在他出发之前，更特别关照我要常和鲍罗廷接洽。因此我只能抱定方针进行，同时遇有重要事项，随时请示静江先生等然後决定。「孙文主义学会」同志，对於我和共党的关系，不明我用心所在，乃不免常有误会之处。
路友于去职後，秘书人选颇费研究。有一位吴倚沧同志，曾加入同盟会，有计划，有作为，办事亦切实。就因多时没有参加党务工作，共党和新进同志都不认识他。养甫兄与倚沧友好，很知道他能干，郑重介绍给我。我就托养甫去电邀请，於九月间到广州。谈话之後，我也认为是个人才，便请他担任秘书职务。组织部人事经此不断调整，并将各部门负责人逐渐改用本党同志，对外才得顺利开展，而部内与各方表面接洽之事，完全由我自己负责，秘密工作则由倚沧同志负责，外人不知也。
二、各级党部之整顿与干部人才的培养
就当时组织部整顿各级党部的程序说，我们首先注意到广州市党部，和广东省党部。前者虽由本党同志主持，而内容腐败，後者则本党与共党之间，暗争颇烈，工作亦不易推进。至於整顿办法，则从视察及指导入手。
这一办法逐渐应用於其他下级党部。组织部内富於工作经验的同志，陆续派出去担任指导工作。如段锡朋、郑异之在江西，萧铮，王宇寿，葛武棨之在浙江，郭春涛之在西北，陈希豪之在上海。在上述各地，本党党务均受共党的把持，我们必须派人去，宣达中央意志，使各地同志明了重行登记之必要，同志与同志间联络与组织，及和共党斗争的方法。湘鄂皖苏各省当时没有派人去，却分别电令派人到广州来面予指示。贵州省党部改组，派张道藩同志率领同志三人前往主持。云南方面，亦派了一二人去。至於北平方面，则有吴铸人、童冠贤等，甘肃则有田崐山等，绥远则有纪亮，福建则有丁超五同志等。到清党时期，除派到浙江的王宇春，被共党利用，叛变处死，郭春涛随着冯玉祥不返，可说是用人失当之一憾事外，其他都能达成任务。不久，浙江方面加派陈希豪洪陆东去帮助，上海方面调郑异去协助，也都奠立了比较良好的基础。至於各同志茌各地所经历的困难艰危，非本文所能细述，从略。
本党干部人才过少，而干部训练机构则大半操之於共党之手。如毛泽东以农民部秘书的地位，把持农民运动训练，以致造成後来多年共党的祸患，就是一个显例。我们当时亦顾虑到此，认为必须培养若干新的人才，以充实党的力量。我们拟订了一份党政训练所办法，提请核准设立。静江先生为吸收各地人才，又办了一所举术院。妇女方面，则由廖夫人设班训练，宣传方面亦由顾部长设班训练，工人方面亦由甘部长设班训练。
党政训练所招收学生一百余人，由组织部干部人员全力办理。共党知道我们的用意，便派人参加受训。不过一个月之後，学生内部就起了分化。我担任所长，因为事忙不常去，但是学生对我感情还好。有一天查明有十二个共党份子从中作祟，便毅然以思想行为不检的理由公布开除。共党衔恨在心，双方的斗争便亦趋於尖锐化了。此时广州市公安局长李章达，政治认识比较差，但和我是同学关系，又是在辛亥革命共过患难，对於我的事情还肯协助。我离粤之後，李完全受杨匏安利用，因为此时杨担任该局政治部主任。每逢训练所发生事故，总是左袒共党份子。所以十二月学生发动第二次风潮，李竟没有遵命派警察协助敉平。静江先生，为此请李济琛下令将李免职。而训练所内部同题，也就变成了整个的党政问题，经过那两次风潮，开除了的学生竟及半数。只是留校的虽然是仅仅几十个人，办理期间也很短，对党的贡献却不能算差。尤其在十六年清党时期，如甘肃，如福建，如广东，如北平，如南京，该所学员都曾有相当的成绩表现出来。
到十五年十二月，广东省及广州市各级党部大半已归入本党同志的掌握，当时曾召开了一次省市代表大会，并由倚沧同志在广州政治分会提请通过一种圈定委员的办法，将两党部实权完全收归本党同志控制。江西省代表大会开会时，我和丁先生在南昌，便指示同志，以运用党团方法办理选举，亦得到了胜利，我们更应用圈选办法，并实施第二次全会所决议「共党份子最多不得超过全体执行委员三分之一」的规定，使共党无法逞其狡诈。
三、在联席会议中
十五年十月间，中央常会决定在十一月召开中央委员及各省市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这次大会在我们发动之前，鲍罗廷已经指示共党以活动方法。因此各省代表中，共党占了多数，海外方面因为海外部被共党把持，更容易蒙蔽操纵。有些地方本来推定在国内的本党同志为代表，海外部故意把电报译错了几个字，或把电报搁置不发表，使之无法出席。例如，坎拿大推曾养甫为代表，海外部的共党份子，就故意译错了字，幸而审查资格时给我们发觉了。
共党的伎俩，还不止在宣传和蒙蔽群众而已，他的利害是永远躲在你背後，善於离间挑拨。最好你自己打自己。在这次大会中共产党是有野心的，就是「迎汪倒蒋」。正在会议进行中，有一晚，鲍罗廷突向张静江谭组安两先生说：「外间对蒋先生的空气很坏，不如劝他辞去党政工作专理军事」。张先生痛恶他们的宣传方法，所以不客气的回答他说：「空气不好，不就是你们造成功的吗」！
这时，共党在外面宣传：蒋先生不懂党政，应该请汪回国主政。同时，利用海外民众团体纷纷电中央迎汪。到大会开会期中，迎汪空气更浓厚了。不过鲍罗廷知道张谭两先生对迎汪倒蒋是不会赞成的。於是再来一个离间政策，他先向张先生说：「汪不会来的；大家的意思，将来此事还得请你代下去」。回头又向谭先生说：「汪不会回来，国府主席一职，大家的意思，将来还得请你代下去」。当天晚上，张谭见面，谈起鲍罗廷的话，双方对证，鲍之用心昭然若揭。静江先生立刻把鲍找来，当面严厉责备说：「在前方战事紧张之际，要蒋先生辞去党政，无异反对中国革命。我们请你做顾问，并不希望你这样做的」。鲍只好自承不明白中国国情，和中国人的性格，以为掩饰。从此之後，迎汪之案，便不敢再提。蒋先生在前方知道了，也打电报给大会，请汪胡都回来，经大会通过。
迎汪企图失败之後，共党转移目标去攻击静江先生。因为静江先生有病不能行动，便於用恫吓手段。他们利用警察党部，几乎警察局所属的每一小单位，都有一件类似的控案，可以订成一厚册。内容控告静江先生，说他在监委会处理中山大学沈某组织「司的派」来对付共产党一案，过於宽大，认为失当。静江先生以为沈某以本党同志地位去反对共党，案情并不严重。而共党却说：「反共党就是反革命」。在开大会时，静江先生为答复共党责问，要我上台代为说明。我说明之後，共党仍不满意。我临时想到共党引为口实的种种情事，都在监委会处分沈某以後才发生的，就用轻松的口气答复说：「监察委员不是神仙，所以对于沈某以警告处分时，又谁能预料未来之事必将发生呢？」我这样的转移目标，实为他们始料所不及，无法反驳。最後仅由大会议决，开除沈某党籍，作为此案的结束。
共党对我本来并不重视，自从这一次登台发言之後，他们不能不重新估价了。大会闭幕之後，鲍罗廷第二天下午就约我到他那里去谈话。他问我是否英士先生之侄，他说俄国人对英士先生很尊敬，他个人尤其敬佩。接着要我说一点有关英士先生的革命历史。我很明白他想笼络我，才说了这些假话。但我不去管他，把英士先生的事略说了一遍。特别指出英士先生怎样的扶助弱小民族，怎样的爱护同志，怎样的化敌为友。因为鲍曾在政治会议上讥刺我国真正革命党人太少，藉此拿英士先生的伟大人格和事业作一答复。又说了些英士先生幼年故事，他的牺牲和服务精神，自幼就能充分表现出来，也见得中国人美德之一斑。最後，鲍问我英士先生的事略有无出版品，我说有的，他问是谁所作，我说是邵元冲。他说邵元冲的东西可靠吗？我说可靠，书中材料大半是由我供给的。谈话之间，他的神气渐不自然。我自己也觉得有语病。第二天开会，我带了一本邵元冲编的「陈英士先生革命小史」送给鲍，鲍没有看，临走也没有带回去。隔了几天，共党开始攻击我，加我以「新右派」的名义。而组织部也被认为是共党的敌体。再过几天，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已贴出打倒陈果夫的标语。不过本党经过各同志五个月之准备工作，已经略有基础了。
四、从南昌时期到清党时期
随军事进展，党政机关准备北迁武汉，我因病不能同行，改由水路北上。由上海秘密到南昌时，中央党部由广州出发之诸同志反比我迟到。不久，蒋先生等由南昌到汉口去，我和丁鼎丞先生留守南昌。到阴历年终，蒋谭张戴诸先生又上庐山去过年。这时，鲍罗廷在汉，肆无忌惮，苏联阴谋控制中国党政的面目，更加暴露无遗。我方党政机关，就决定暂驻南昌。但是武汉方面，派邓演达来催，并派许多人来运用老同志。本党为避免继续恶化起见，不能不重行决议迁武汉了。其时鲍罗廷正在驱使共党设法离间本党领袖。他们想利用谭先生，所以特别欢迎他去。另一方面，竭力排斥张先生。谭先生受共党谢晋之骗，有一天他向我说：「他们并没有什么作用，蒋先生看得太严重了。」他决定要去武汉，而且约我同去。我问过蒋先生，也决定和谭先生同去。启程前晚，蒋先生请我们吃饭。他说：「鲍罗廷简直是我们的统监，而非顾问了。我们为中国独立而革命，今天遭到这种局面，怎能使人不痛心！」又说：「他们能等我；等到三月十二日开全会，就相信他们有诚意，假使提前举行，则虚伪可知。」蒋先生特别加强末了一段话，要我们注意。
我们到汉口，欢迎人员只欢迎谭先生。其他各人则完全不理。李烈钧先生随谭先生上岸。谭先生到後，他们马上开预备会议，决定九日正式开全体会议，才相信蒋先生的眼光准确，当时就把李烈钧、柏文蔚两先生气走了。我和丁先生从此时起，便分开住了。隔一天，丁先生进入日本租界的医院，我也秘密住旅舘。三月十二日，我只参加了总理纪念会，其他均不准备出席，只是看看各方情势而已。在大会的第五日，听说上一次会决定取消广州广东江西三处党部的选举，已经圈定的亦被推翻了。不得已抱病出席，说明原办法不应推翻之理由。就是共党分子，我亦向之说明。因为我对各方的人事相处得还好，开会起立报告此案经过，大家无意见，只有顾孟余任主席坚持异议，说是常会决议案，全会有权否决。（当时顾所主办之中山日报，把是非完全颠倒）。我见顾在常会当中，是竭力主张圈定办法的一个人，今天忽然变为激烈的反对者，人心如此，说也无用，毅然退席。隔一天，有人告诉我，彭泽民在大会报告组织部破坏海外党务的进行。我听了这话很生气，便写了一封信给谭先生，告以彭之种种贪污违法，海外各党部向组织部控告的案件很多，组织部均未理等情形。次日，谭先生拿我的信在大会中宣读。彭想辩，大家不许他辩，就此把他打了下来，没有人看得他起了。
全会闭幕後，共党正式攻击蒋先生和我。「打倒蒋介石」，「驱逐陈果夫」的标语已在路上见到。三一八汉口大游行，亦有「驱逐陈果夫」的口号。当时我正在人丛中，可是没有人认识我。但从此行止便格外秘密了。几乎每天要换一个旅馆，避免人家注意。某日蒋先生派人到汉口，命我赶快离汉，并嘱於离去之前，应与谭先生接洽一次。这一天，正是我军克复上海之日。谭先生很忙，到晚上一点钟才回来，和我见面，他对我说：「我的见解不及蒋先生，我初以为此间情形不严重，到此一看，才知严重性远出我理想之外。现在我已不能和你一样的自由了，要想离去亦不可能。但将来必定回南京随蒋先生，并且今後一切必能听蒋先生的话，请告蒋先生，不久必定可在南京会面。」说时，几至泪下。当晚向谭先生告别，二时下船。这时已经没有检查员在码头上了。
在南昌时，我曾建议召集中央监察委员全体会议，因为执行委员多数同情於共党，监察委员则多数为本党同志。这建议被采用了，在各地监察委员都接到赴沪开会的电报。我到沪时，其他委员亦陆续到达。到四月初，就举行全会，议决清党。
革命军到达武汉的时候，人民都热望政治革新，对于国民党所揭示的政策，非常同情，和无条件协助，所以军事更得顺利进行。但是共产党参杂其中，暴动、屠杀、强调阶级斗争，并且又逐渐把真正的国民党加以排斥。种种行为，遂使人民对共产党厌恶。而且苏联阴谋也逐渐明显。不久，武汉方面，受了人民的压力，也实施清党。鲍罗廷知道大势已去，就悄悄回国去了。但是这样的失败，苏联是不会甘心的，他看清楚此时不能反国民党，只要能够把蒋先生个人打下去，还是于共党于苏联有利的。因此他就顺势造出「反共倒蒋」的口号，诱惑一般知识简单的军人。这一策略，相当阴险，也相当成功。蒋先生竟被逼下野，弄得大局有一度危险。本党在南京一时无主，才有「特别委员会」的组织，临时产生出来，系少数老同志主持。
五、清党以後部务交接与十七年本党的统一
我所负的组织部部务，在南昌时便移交陈公博接办了。清党之後，在南京重立党部，推吴倚沧同志任组织部代部长。不幸龙潭之役，倚沧忽患霍乱症致死。所遗组织部长一缺，从此又推到我的身上。後来虽由蒋先生担任部长，但蒋先生出发北伐，仍交我代为办理部务。
从十五年到十六年间最主要的成就，可以说是把原有分散在各地的忠党反共力量重新集合起来，也可以说是一种穿线作用。而做这一种穿线工作的同志，我们是十分慎选的。第一要能够避开共党的视线，第二要老同志认为他不偏不倚，而且必须具有忠於国家民族，忠於本党主义，认识共党阴谋，信仰领袖的真诚才行。这些同志，大都先派在部里参加各项工作与会议，一方面使认识环境，一方面观察他们的品格，然後派出去。所以到达各地，能够发生了很大的渗合作用，才能脱去苏联阴谋的羁绊，从共产党手中，重建国民党的声威。
十七年春天，二届四中全会以後，第一件事，我拟了一整理党务案，将党的组织重新拟订。从前中央是分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工人部，青年部，妇女部、海外部，商人部，军人部，组织很庞大。经简化为秘书处，组织部、训练部，宣传部，民众运动委员会等，下层也依照变更。这案子是由蒋先生丁先生和我三人在全体会议中提出通过。这是本党组织上一大变更，其精神在把以往就人来划订组织；改为以事来划订组织。将共党遗留作风一扫而空。第二件，是重新举行党员总登记，这是全国普遍工作的第一页。当时着力於选派各地党务指导委员。一面请全体中央委员公开介绍，我和张道藩、余井塘两位同志日夜考查，并请丁鼎丞先生协助审核。经过两个月认真选择的结果，各方同志大都认为公正。当时所有各小组织，都声明取消了。仅有十六年任特别委员会组织部长的谢慧僧先生，对中央用人尚有干涉的迹象。所以他个人介绍的人最多，而且很杂，後来发现他最恳切介绍的两个人也是共产党。经过详密侦查，且得有证据，我就告诉谢先生。他认为惟独他是反共最烈的人，不应该介绍共产党的。十分觉得惭愧，经此一来，失去自信。而且我把我们选择的人，所以取舍之理一一面告，他也认为很公正。所以此後不再干涉组织部用人了。从此，各方面均能推诚合作，党务才得顺利进行，本党统一之局，於焉告成。
当本党统一的局面逐渐完成之际，共产党又造作出大同盟，ＣＣ团，两个名词来离间分化中央的力量。大同盟是指丁先生而言，ＣＣ是指我而言。因为当时丁先生任中央党部秘书长，我任组织部长的缘故。他们开始是在党内外散发传单，说我组织ＣＣ团排挤丁先生，说丁先生组织大同盟来对付我。这种传单，散发得很普遍。有一天，我在家里接到一个姓段寄来的秘密信，说是丁先生如何组织，在何处开会，和如何筹划对付我的办法等等。我正要到中央秘书处和丁先生商洽公事，就随手把信放在口袋里面。到了丁先生的办公室，丁先生恰巧在拆阅信件。我看到丁先生拆到一封信，与给我的信，笔迹相似，而且信面同为姓段，乃互相交换阅看，大家才明白是有意挑拨的。後来查知段某是一个共产党。过了十几天，丁先生接到北方一部份同志的来信，并且看到他们的传单，在某某处开会，是专为反对我的。丁先生告诉我说，他们是中了人家挑拨之计了，应该派人去说明才好。於是他就指派郑异，洪陆东两位同志到北方去，才把事情平了下来。当时有某某等特地到南京来见我，向我当面解释怎样受骗与误会的情形。後来胡展堂、孙哲生两先生返国，第一次参加常会，也因为受此传单影响，竟指我与丁先生组织小组织，向常会提出诘问。我同丁先生均在会说明这回事情，完全是奸人造谣，并申述我们以取消小组织统一于党为主旨，决无自己再组织小组织之理。过几天，我在中央纪念周特别声明，我同丁先生没有大同盟和ＣＣ团的组织。并且说明我的性格，不会用外国字来组织自己团体的道理，以及为党统一组织的原理，和奸人造谣挑拨之用意，与发现的经过等，从此谣言暂息。但是ＣＣ这个名词没有消灭，以後汪精卫的改组派，以及别的小组织，对於中央党部及我等，亦以ＣＣ为称。日本人窥伺中国，更从中煽动，一似真有ＣＣ之组织，甚至为一可怖之组织。共党造作此谣言，会发生这样大的作用，而且一贯做了二十几年宣传工作。以乌有之名传遍世界，可谓怪事。民廿七年共党在长沙召开干部会议，有本党调查同志秘密参加，据其报告，徐特立估计国民党之力量，以ＣＣ与蓝衣社为大，共党今後应以ＣＣ与蓝衣社为对象。并向干部指示：蓝衣社的方面，可以用鼓励民族英雄方式驱使其牺牲；至于ＣＣ，必须全力对付之。当时有人问ＣＣ的组织章程是怎样的呢？徐说没有看见过，不过凡是反共，与陈某等接近，或是调查人员，或曾为国民党做过事而不肯变更意志的，均可以ＣＣ目之。此为共党之解释，故ＣＣ之名，实由于本党十七年完成统一之後所反应出来之名词而已。
六、结语
以上不过记十五年至十七年之大要，未能尽其什一。党内徵集史料之同志，似街未徵集及此。即如中央於十七年开始建筑广播电台以为宣传工具的一件大事，我於卅二年与邹海滨先生闲谈时提及，才被编入党史。因为与我同辈之同志中，少有人注意党史，故即无人记录。其实十三年至十七年间之本党关系甚大，希望十三年至十五年间及十七年以後之史实，能有人补记与此联贯，藉以昭示後来之同志。自十七年党务统一之後，因反共及其他原因离开中央的老同志，莫不重返中央，以其能力贡献于国家。虽有汪精卫辈之三翻四覆之反叛，牺牲多少同志与人民，但大多数，均能意志统一，团结一体，故有第三次第四次代表大会，二十年之国民会议，及廿五年之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之统一表现也。
原题为《十五年至十七年间从事党务工作的回忆》《陈果夫先生全集》第五册同名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