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中美两国关系解冻，于是大批海外的华裔知识分子回国观光，会见亲人，踏上去国已久的故土。当然这必须经过很多次很严格的审查才能得到批准，人人都非常想念自己的亲人，但仅仅想念是不能回国的，就像现今依旧有一些海外的人不能回国奔丧一样，最重要的是必须政治正确，是独裁政权的支持者。不支持也行，但最好你不要提出不同意见，倘使你敢提出不同意见，以后你就自绝于亲人，那道看望亲人的门就彻底关死了。
共产党对回国访问者身份和政治正确的鉴别，果然是有效的，后来我读到几种书，如《留美华裔学者重访中国观感集》（七十年代杂志社，1977年2月三版）、哑行者（蒋彝）《访华归来话今昔》（七十年代杂志社，1976年3月初版）、《两条腿走路的中国科学——美国科学家访华观感》（美国科学家代表团集体写作，施量译，香港南粤出版社1976年6月初版），这些观感有许多真是虚假得令人笑掉大牙。《留》书阵容强大，多是大学者大科学，如何柄棣、杨振宁、陈省身、赵元任、王浩、顾毓秀等，而《两》书则是由“科学为人民”团体（这团体的名称是我们多么熟悉的称呼啊）的科学家访问中国后而写，二书都是华而不实，被邀请其来访问的当政者所欺瞒。这些被欺瞒的归国参观者和其他国家的人士，或是自己看到的有限，或是因情感遮蔽而丧失理智，或者担心说真话而影响到国内生活的亲人的安危（此点可以原谅，但亦应尽量不说那种超越自己理智判断底线的话为是）。今以蒋先生的《访华归来话今昔》为例，看执政者都在这上面下了哪些功夫，观诸今日，这套欺瞒方式又有多少改变？
蒋彝先生自非等闲之辈，曾在伦敦、牛津、哥伦比亚诸大学执教几十年，擅以“哑行者”的笔名写各类游记，著有《中国绘画》、《中国书法》等英文书。一九七五年他去国四十二年后回国观光两个月，由中国旅行总社杨书田等专程陪同六十天，参观中国各地如山西、河南、江苏、江西、广西、广东等地，接待得甚为舒适，这当然是花纳税人的钱。花纳税人的钱而为自己整纳税人的行为贴金，并且请高明的“托儿”来为自己粉饰，这笔生意是划算的。所以那时才有政府拿钱邀请许多人到中国来为他们美言。有过中国生活经验的人应该知道，杨当然也不是一个普通的陪同者吧。一个陌生人朝夕不离陪同你两个月的生活，不知你是该感激他呢，还是因某种不信任而感到愤怒。寸步不离的陪同参观，当然不仅有监督作用，而且还有替参观者先行清污的作用，即挑选好的而隐瞒差的东西让参观者参观。参观者终于回国了，于是便有“观感”若干出笼，为接待他们的政府美言一番，至于这是不是真话，大学者、大科学家似乎在彼时都由亲情而丧失理智了。蒋先生很兴奋自己“参观”六十天没遇着一个乞丐，过了香港就见着乞丐，就发了一通感慨，中国内地“没有贫富悬殊的现象，人人吃得面圆体壮”（冉按：贫富悬殊不说了，吃得“面圆体壮”恐怕今天的不少地方都还是天方夜谭吧）；“我在祖国时，我的二女二婿常常告诉我国内一切日用品现在都是国货，自己制造，可以随便买到，只有‘米’和‘布’还得按名供给。”（冉按：蒋先生的二女二婿真是很进步，七五年真是如他们所说的那种情形么？一九九二年前成都市许多单位都还使用粮油本和蛋票制，难道成都是个特例么？当然蒋先生及其家人不这样说，麻烦多多，于是作点假证吧）。本着“奇文”共欣赏的态度，随录蒋先生的一段观感如下，大家自行分辨即可：
“第二：我觉得新政府有团结的力量，同时又能有详密的计划，一步一步的实行新政。他们认清中国最大的困难，是人口多、文盲多。辜鸿铭一九一九年曾说：中国四亿人口中，有百分之九十是文盲。我四十二年前出国时，据说四亿人中有百分八十是文盲。现在祖国人口八万万，能识字读书的已达百分之九十或九十五。这是最使我惊异的一件事。语文教育是人类的最大课题。普通想要教育一两百万人，就需要经过不少年代才能办到。中国新政府居然能在二十余年内，竟把八万万人中的百分之八十教育都能读书识字，这种成就真不简单！要想施行新政策和推动新思想必须要使群众能够了解新政权新政策新思想，也就是说群众必须先要有识字和了解的能力，推行新政策、新思想才会有效果。新政府认清了这点，才大力着手消除文盲。
在去国之前，我接触到的农民、工人，绝大多数目不识丁，只能忍气吞声地做剥削阶级的牛马。而今，他们不仅大翻身、当家作主，而且人人都会读会写。这不只是奇迹，简直近乎‘神奇’了。”（冉按：我不清楚国内的文盲及半文盲数据，我知道我家的实际情形。蒋先生写此文六年后，八一年我读高中，我家彼时有六口人，有文盲二人，半文盲二人，完全识字者二人。我家或许还不算最差的，至于整体数据是否支持蒋先生的“神迹”，就只好用真正的研究者来评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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