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应常德狱警刘胜明先生对我的“戳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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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中国人的历史误读》的市场销售状况进行了解，以便预测刚刚完成的新书稿的前景，4月27日我在网上搜索了该词条下的信息。其中，有两较让我比较关注，一是：网民“变态隐于市”的赞同文章《由<中国人的历史误读>所想到的 》；二是刘胜明先生持批判观点的文章《也谈读史》。
刘先生在他文章的第一段与第2段都表达了他对我治史态度的看法，如“读此书最大的感受，是作者对历史和记录历史者的愤懑情绪。”，又如“彻底否定了孔子的儒家文化，并尖刻地批判了文人仕子的道德说教。他的部分观点实难苟同。”
然而，在第三段里，刘先生突然放弃批判理性，以“文革”语言说：“是非曲直自有公断，任何史注者强加给后人的观点都不会掩盖历史智慧的光芒，歪曲历史的谎言迟早要被戳穿。”[史注者，估计应为“史著者”，网上笔误可以谅解；若为“史注者”则大为不同，因为我已经表明我要解构历史即“颠覆历史”！]我无法接受这种大批判语言即“词的暴政”，因为词的暴政与监狱的强行改造机制是一样的，不应是社会普遍准则。在刘先生理解来看，是我故设种圈套来引诱读者，在其文第一段时就说他自己“被该书纵横交错的引经据典，迂回隐喻式史评弄得晕头转向。”
这是一个致命的误解与逻辑不自洽，我肯定地是非常准确地“引经据典”了，但绝没有使用“迂回隐喻”方法。从拿起笔写文章的那一天开始，包括在学术会议上拿起话筒，我本身的自我训练初始目标就是要成为顶尖级制度经济学家，所以必须遵守做学术表达的第一铁律即参考文献制，其次才是颠覆可疑的价值。时至今日，我虽然仍为“敏感人物”，但是共产党的顶尖级学术机构还是不得不承认我的学术功力的，比如中央编译办的《比较》双月学术刊在2005年创刊20周年时将我1996年发表于该刊的《经济社会意识形态广义化研究》列为“名栏名篇”。我倒不是以自己的学术成就来压刘先生，而确实地是，刘先生应该在彻底消除“晕头转向”的状况之后，再来理性地批判我的著作及我的写作动机。刘先生文章的逻辑底蕴最大的缺陷是进行有罪推定，认为我“迂回隐喻”而后再造“歪曲历史的谎言”，但是并没拿出有力的证据来，尤其对参考文献的使用。
刘先生最大的问题即核心观念是，我不该以学术方式彻底否定孔子，并说孔子与宋元理学的落后性没直接关系。
在讨论孔子之前，还要说一个现象：中国太多的文化学者并不了解中国思想的谱系本身，甚至对史实的考证耐心都没有，就猛写一通——叫“胡侃”更准确！刘先生也是这种作风的受害人之一。从他自我感觉的“晕头转向”到勇敢地去“戳穿（别人的）谎言”，确为“胡侃”的行为实证。
事实上，要了解孔子就必须涉及墨子，即孔墨显学时代。孔子的积极贡献并不在他的儒学学说，而在于他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教育垄断，即主张“有教无类”，用现在的话来说，叫“教育自由化”，教育自由化的一个不可抗拒的后果就是人民知情权的极值化扩大。对于墨子这个在孔儒系统内发展起来的反对派，其最大的贡献就是“天志与明鬼”体系，用现在的话来说，叫“宗教自由化”。在孔墨时代及其前，平常人民（不在贵族列者）是没有祭祀权力的，如同“学在官府”一样，“祭在官府”也是特权。
这是个很有学问的问题，连台湾李敖那样的大师也没搞清孔子《论语》中“非其鬼而祭之，谄也”的含义，拿过就去就用于批台湾人李登辉参拜日本靖国神社的行为。看起来是“引经据典”，而本质上却大谬不然。孔子是用这个规则反对宗教自由化的，不让平民有祭祀权；而墨子呢，则依托既存的“谄也”事实，主张干脆就给平民一个宗教合法性机会。这也是他用“非命”观反对孔丘“天命”观的动力。
学术上的过分的实用主义，实在是大有害处！我无意否定李敖的文笔及胆量，但是，李敖的学术水准因急于政治发言而主动放低了，让我很惊惧！本来大陆整个思想界的学术含量就低的可怜，要是连刘先生这样的尚有批判鉴赏力的普通读者都“李敖化”了，那未来真无法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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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刘胜明《也谈读史》
也谈读史
2006-4-27，http://www.changde.gov.cn/wljy
綦彦臣的《中国人的历史误读》一书，读时总觉得有点玄乎。想来，一方面可能是因自己史学知识过于浅薄，另一方面也是被该书纵横交错地引经据典，迂回隐喻的史评方式弄得晕头转向。囫囵吞枣似的读了后，还是觉得有所受益，起码零碎地学到了一点历史知识。但读此书时最大的感受，是作者对历史和记录历史者的愤懑情绪。
作者在书中浓墨重笔写下的所谓历史中毒症，其种种形态，实际上都是指人们对皇权体制和专制统治的屈从、维护、利用，他攻击皇权制度的同时，也彻底地否定了孔子的儒家文化，并尖刻地批判了文人仕子的道德说教。他的部分观点实难苟同。
解读历史，要有平和的心态，也就是所谓客观的态度、辨证的观点，读的时候要钻进去，但回味和分析的时候，一定要走出来。史为今用，才是学习历史的要义。在历史的是是非非中纠缠不清，就失去了读史的意义。书中与史家完全相反地评价秦桧与岳飞，得出秦桧的污名是代君受过，岳飞的被害是由于缺乏政治头脑，系愚蠢所致的结论。作者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为此才刻意地要褒贬一番，其实，这同样是作者所指责的为政治目的而作践历史的作派。一个历史的人物，生活在皇权时代，我们不可能用今天的标准要求他如何去做。看历史就要看他在当时的情势下，是否做出了符合那个时代要求的行为抉择，只要是准确把握了时局的脉搏，做出了明智之举，就是史中俊杰，就有值得借鉴或玩味之处。历史正如现实一样，是如此的博大精深，对同一个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必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不必强求一致，只要有所用益就足够了。是非曲直自有公断，任何史注者强加给后人的观点都不会掩盖历史智慧的光芒，歪曲历史的谎言迟早要被戳穿。
对待历史，最好采取审慎态度，过于偏激没有任何益处。书中把孔子儒家礼教和宋元理学的道德价值观，从一诞生开始就说得一无是处，并不见得怎么高明。思想理论是为现实生活服务的，任何一种理论学说的产生，都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之所以能被当时的人们普遍认同，不会仅仅因为创立者欺世盗名有方，正如作者所说，“谁也比谁傻不到哪里去”。应该说，孔孟礼教和程朱理学形成之初，是适应了社会政治需要的，也推动了政治进步和社会发展，至于后世之人一味奉行，不求变数，教条僵化地加以运用，束缚了思想进步，那只能说后人怠惰不思进取，一个理论思想主导千年未有实质突破，总不能全部归于创立者孔子之责。试想，如果后世多有经世济用立言立说如孔子的思想者，那么专制的弊端早就被捅破，民主与法制的新思想早就产生和扎根了。
无古不成今，历史就是过去了的现实，今天的社会，不可能斩断与历史的沿袭、发展、变革关系，正确认识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现在，学习和借鉴历史，从历史事件中寻找规律总结经验，对办好今天的事情，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读史并不是闭门读书的学者的专利，也不是政治 家装点门庭的工具，每一个人都有必要从历史中吸取养份。读史的视角，仅仅囚于权力之争、权术之变，那是非常狭隘的，是一种研究如何摄取权力和奴驭他人的所谓“王者之道”，在今天，我们更需要的，是关注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是研究如何创造更加符合历史发展规律、更加和谐的生存环境的人类“生存之道”。
(纪检监察室 刘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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