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遭遇

长久以来文学享有美好的名誉，同时人们也把光荣与梦想给予于她。作家们是令人羡慕和尊敬的。好象一进入９０年代，一切都变了，所有的人都开始感叹文学的失落，不仅是作家们，那些仅仅是靠文学吃饭的人也一样。９０年代的摇滚歌手们唱“姐姐，我想回家”，“妈妈，我恶心”，９０年代的文学家却说，“我们被抛弃了，”“文学堕落了”，这个时代的人们在集体撒娇，无论是他们是不是真的伤感，无论他们是不是真的被抛弃，反正他们在说着丧气的话，好象这个时代敏感的人一个个在一夜之间就感染上了怨妇情结。特别是诗人，他们成了边缘的边缘，90年代火了写散文，写小说的，就剩下写诗的没饭吃了，诗人们改行的改行，下海的下海，堕落的堕落，自杀的自杀。
　　然而诗人们真的有那么凄惨吗？
　　我想相对于诗歌，诗人们的遭遇还是好了些。还有比这个时代更不堪的诗歌吗？谁还在郎诵这个时代的诗歌？谁在读这个时代的诗人写的诗？如果诗人成了这个时代最孤芳自赏的人群，那么诗歌则成了实实在在的没娘管的孩子。如果我们说是时代抛弃了诗人，那么也同样可以说是时代抛弃了诗歌吗？
　　诗人必须对诗歌的落寞负责，现在到了停止撒娇的时候了。
　　实际上，海子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在诗歌界听到一个响亮的名字。每一个时代都有响亮的诗人的名字，除了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不要说出李白，杜甫，郭沫若这样把那些时代震的发响的名字，即便在最悲惨的文革时期，我们的诗人也没有让他们的名字这么软弱无力，反而是像食指，多多，芒可，根子这样的名字增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含量。
　　看看现在，我们的诗人都干了些什么？！
　　曹文轩教授在他的一本书里曾经不无遗憾的写道：“崔健的唱词，无疑是当代最精彩的诗。…然而崔健却仅仅被我们固定在一个摇滚歌手的位置上，从没有人将他看成是中国当代一个最杰出的诗人。日后的文学史写作者，恐怕当对他高看一眼。”我不知道我们的诗人看了之后有何感想，我觉得应该为他们感到羞耻。当我们要在那些以知识分子自居的诗人们那里寻找一个响亮一点的名字时，我们感到了只是凄凄惨惨凄凄，而当我们为此失望的时候我们却发现了那个抱着破吉他，穿着旧军装的摇滚歌手。崔健的确是一个响亮的名字，然而他的响亮并不属于诗歌，作为诗人的崔健依然是默默无闻的，尽管曹文轩教授给了他以极高的评价：“他应是我们最值得注意的一个诗人。此人思想深邃，感觉十分新颖、大气。他的那些极有个人风格的唱词，具有不同寻常的囊括能力…。”
　　最让我们感到悲哀的是人们不仅发现了崔健，在这个最响亮的名字的后面还有一串长长的名单：张楚，郑钧，许巍，朴树，窦唯…，有人说张楚的歌词写得比先锋还先锋。是的，他的那句“孤独的人是可耻的”，是我们的先锋诗人们永远也弄不出来的。他们能弄出一大堆的外国作家和地理的名字，他们似乎把一种叫做“在路上”的文学梦幻变成了现实。许巍唱“我只有两天，一天用来出生，一天用来死亡”的时候，郑钧在唱“我的爱赤裸裸”的时候，窦唯唱出“我无地自容”的时候，我们的诗人又写了什么？他们早就学会窝里反了。
　　一个是叫做“知识分子诗歌”的阵营，与他们相对的则是那些生存于地下的民间诗人。“知识分子”自以为是主流的象征，他们把各种有关诗歌的名利揽入怀中。他们以为自己是用地道的现代汉语写诗，以为打出了知识分子的招牌便拥有了一个绝对正确的立场，实际上他们觊觎的只是哪个诗歌奖和哪个诗歌节，以为拥有了这些便拥有了诗歌的荣誉。他们梦想着成为诗人中的中产阶级，他们幻想着以高雅的名义享受着中产阶级的所有虚荣和情调。相对而言，民间诗人们似乎并不具有天然的合法性，民间作为一种即定的立场，不仅是生存意义上，也是诗歌意义上的。于坚曾坚定的说，诗歌是属于民间的。伊沙是一个愤怒的诗人，他有一首著名的诗就叫《饿死诗人》，我认为这首诗并不象很多人所理解的那样，在写诗人在时代中生存困境，写诗人遭受社会冷遇的愤激之情。（我想，一个真正的诗人是不会为此愤怒的，只有那些浮躁的，把诗歌当成身外之物，而不是把时代的欲望当成身外之物的人才会愤激，那只是一群对诗歌别有用心的文字制造者，他们是真正的诗歌的敌人。）这首诗的愤怒指向那些对诗歌别有用心的人。在这里，作者用诗歌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一种诗歌的立场。伊沙一向使用口语写诗，在我看来，直接的说伊沙就是把愤怒对准了那些知识分子们。
　　是的，既然你们不能给我们留下多少属于诗歌的东西，那干脆不如“饿死”你们。当然这里的死是停止书写，不是停止生命。
　　如果说知识分子的凌虚高蹈让人厌烦，民间诗人们其实也没能带给我们太多的惊喜。特别是２０００年发生在他们之间的那场争论，双方拿出各不相干的理论各说其事，似乎最后变成了一场闹剧。而“下半身”诗歌算是民间诗人们打的最漂亮的一仗。这场运动在身体写作盛行的时候出现，实在生逢其时，下半身也被当作身体写作的在诗歌上的发展从而进入人们的视野，得到主流批评家的关注无论如何都是他们的一种收获。从此，越来越多的诗人的名字开始频繁出现在各种文学论坛和文学杂志的文章里，民间的立场终于取得了暂时的胜利。就像他们的宣言那样，“好日子来了”。遗憾的是他们还远没有被认可，道德批评家们给他们的是当头一棒，即便是那些宽容的批评者也不得不对他们在策略上的冒进，实验上的过激提出批评。下半身一不小心走得太远，“诗到下半身为止”的理论设想，忽略了诗歌与时代背景的诸多因素，特别是与热闹的身体写作联系起来，显得尤其尴尬。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次有意思的诗歌运动也没有给我们留下太多有意义的诗歌文本，这不能说不是一大遗憾。
　　我想我是过于悲观了，可是我们的诗人给我多少让我乐观的资本呢？这样想来，就更让人失望。忽然想起了一个摇滚歌手的一句歌词，“好了，好了，我接受，全部的失败。”此时此刻，我想我们也不得不接受当代诗歌的失败了。那个曾经留给我们许多美好精神力量的诗歌此刻不知道躲到哪个角落里了。
　　为什么当代诗歌不能给我们贡献一个响亮的名字？或许我们有一个于坚，是的，那个窝在云南边地的于坚，此刻他是正严肃的做着有关诗歌的思考还是站在城市的大街上看着人群来来往往？
　　“诗人呀，你为什么不愤怒？”愤怒的张炜实在找错了对象。这个一直“走在与技术相反的路上”的古典主义者，他也把诗歌的寂寞的归于这个应该“愤怒”的时代。可是时代真的应该为时代负这么大的责任吗？我们的诗人对诗歌又作出了多大的贡献呢？实际上在这个时代里，失落的是诗歌，而不是怨妇一样的诗人。真正愤怒的也应该是诗歌，诗人们至少还收获了一些哪怕很可怜的名利。可惜我们的诗歌，我们只能从那些披头散发、神经质一样的摇滚歌手那里为她找回一丝尊严，谁为她愤怒，为她哭泣呢？
我们的诗人哪里去了？
　　实际上，我们没有必要怪罪于时代的精神质量，难道我们每一个个体就没有责任为时代的精神质量贡献点什么吗？《红楼梦》出现的有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鲁迅的那个时代精神质量又如何呢？但是他们出现了，而且相当程度地增加了这个时代的高度。所以，个体的意义不仅体现在时代的馈赠上，更重要的是否我们把自己的力量用在丰富这个时代上了，我们为这个时代做了什么。时代精神的贫乏不能成为我们贫乏的借口。
　　我们的诗人必须为诗歌的贫乏支付罚单。是他们真正糟蹋了诗歌。是他们是那些在发声学意义上具有优美、清脆效果的词汇――伟大、光荣、理想、崇高、飞扬——离开了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