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思维正常的人都明白，中国的绝大部分社会问题都是由于民主制
度缺位造成的，既便较左的体制内核心精英也这么认为。最近，某高
级智囊人物（新保守主义设计者之一）在私下里放话：他也赞成民
主，估计30年内中国可以民主化，云云。这样看来，新“西山会议
派”就有了与该高级智囊人物共谋的可能。然而，这本身就是一个尴
尬！为什么这些精英们不倡议一个全民公决来选择这个国家的未来
呢，或曰督促执政党给出一个民主化的时间表呢？
在这个巨大尴尬之下，我们稍作检视，就不难发现还有许多政治尴尬
需要精英们（不分体制内与民间）去面对，并且这些尴尬每天都在影
响着公众的生活质量。
比如说（即第一大政治尴尬）“政令不出中南海”，背后是需要新的
中央集权与否的问题，而集权背后能否避免重复“收死放乱”的1949
以来的“新古典”则成了大问题。在许多人痛批地方主义并举出种种
已有的行为时，体制外的人士却惊讶地发现：舆论环境越收越紧，一
帮“新新左”突闯话语中心。
这本身又是一个不小的尴尬，“新新左”们的根本问题是想把“替别
人投票、左右别人的选择”的模式继续强化。比如说，一位文艺界的
政客在分不清自己演员与政客身分的情况下就大放厥词，否定一种新
艺术形式，说什么通俗艺术是对高雅艺术的冲击，并以“民族”的名
义发出耸人听闻的警告。网民一片哗然，连他的同行也出来驳他了。
他一见先前亮出了表演协会主席的身分不奏效，又打出“全国政协常
委”的政治头衔。姑且不论批评通俗艺术背后的市场份额之争，就看
这行径本身也是替别人投票、左右别人好恶积习难改的表现！
第二大政治尴尬是现在人大代表的合法性问题，这个问题由“第一尴
尬”推导而来。
人大代表制度的存在似乎是中国“不完全专制”的最好辩护，但细究
逻辑上的合法性，尴尬突兀再现。因为代投票问题普遍存在，才致如
斯。
对这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我只能举身边的例子：我太太和我结婚20多
年了，因为她是“全职太太”，竟然一次没拿到过选民证。我在公家
上班时，还有个象征性的选民证。单位为了保证不出政治问题（所谓
把代表选跑了），由党组书记代投票。而我太太呢，至今还不知道是
什么人在代她投票。所以，我常和她开玩笑：“我被剥夺了七年政治
权力（服刑四年，出狱后三年），而你却被剥夺了20多年政治权
利。”
就法理而论，她和无数的人被剥夺（选举与被选举）政治权利的情状
仅次被立即执行死刑的人。因为死刑立决者，要接受“剥夺政治权利
终身”的附加刑。至于死缓犯、无期徒刑者，当时被宣布“剥夺政治
权力终身”，一旦减了刑，就改成“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了（刑法第57条）。
这第二个尴尬也许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大的政治尴尬。当他们口口声声
宣布代表大多数时，却没有大多数自愿的授权，靠欺诈行为把大多数
人实质地放在“准囚犯”的位置上，而后去行使权力；当他们高喊
“依法治国”并屡屡宣布别人为“非法组织”时，却从未在政治伦理
与政治学术上深刻检讨“强行代投票是否产生非法组织”问题。
还好，大牌法学专家贺卫方教授总算把这个问题给端到桌面上来了。
若换了别人质问，就有了被判刑的可能。在口称“依法治国”的时代
里，“刑不上大夫”仍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所以贺教授
得以安然无恙。
第三大尴尬是宗教的政治化问题，又由“第二大尴尬”推导出来。
大量的宗教团体被宣布或内定为非法组织，相反最近佛教的显学地位
却日渐确立，许多敏锐的观察家都被搞得云山雾罩了。若细读一番库
恩写的《江泽民传》（上海译文社，2005），就不难一解其疑。
法轮功初兴即“4．25”事件使老江大为惊惧，高喊：我不相信马克
思主义就战胜不了“法轮功”。（引号为江自加，见江传P309）。后
来，他尴尬地发现这个马克思主义还真不行，就将儒家与马克思结合
了一下子，而意图还是“抵御‘法轮功’的奇特诱惑”（P362），于
是“一位研究者指出，江泽民是第一位将孔子学说的精髓引入共产主
义的党的领导人。”（P362）
可惜的是，原来纯学术的政治儒学由此而声名狼藉。这个巨大的尴尬
怎么形容呢？政治儒学大概象被斯大林调侃为被别人当了擦屁股纸的
小兔子！〔斯大林以此故事羞辱过一位前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
政治儒学的尴尬终使它被边缘化，于是2006年4月份从杭州传出了官
聚的阵阵佛号，还有装模作样的学术讨论。
除了宗教政治化与政治儒学遭受“擦屁股”待遇的巨大尴尬外，实际
上江泽民早就给第四代预设好了“信佛”之路：2001年，他与一位高
僧交谈，说在20世纪50年代末大饥馑时他练习佛教的打坐，本个月的
时间治好了严重的胃病（P392）。这不和法轮功“强身祛病”的宣传
一样吗？至多也只能说江泽民比李洪志早些年信了佛。至此，政治儒
学当了擦屁股的小兔子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马克思主义不也成了
“第二个小兔子”了吗？
（2006年4月27日上午写于运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