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着对中国体制改革的反思,社会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学者指
出,这场争论的实质不是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而是如何改革的问题。
如果把所有反思改革的声音都看作是反对改革,那么,有可能会剥夺
公众在改革问题上的话语权。
事实证明,在改革的过程中,凡是尊重公众的意见,尊重公民在体制
改革上的发明创造,中国的改革就会取得巨大的成功;凡是不尊重公
众的意见,在体制改革上一意孤行,最终必然会导致失败。尊重公众
对改革问题的话语权,其实就是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
很遗憾的是,有些决策者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认为政府主导的
改革就是要超越公众普遍的价值判断,特立独行。部分学者打着理性
思考的幌子,在涉及到公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上,拒绝公众参与讨论。
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改革思维方式。
现代民主政治其实是一种公众普遍参与的政治,少数人左右多数人命
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现代政治的核心价值决定了,政府的任何决
策包括改革决策都必须征得公众的同意。在政府行为中,不仅包括改
革的实质行为,而且还包括宣传改革的程序行为,信息的反馈行为
等。如果强行推行改革,固然能够在短期内获得成效,但从长远来
看,由于程序不合法,因而缺乏正当性和正义性。
当前的这场争论不是对改革内容的争论,而是对改革话语权的争论。
公众希望在权威媒体或者新型媒体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且希望这些
声音能够传达到决策层,变为决策者重要的参考意见。而少数学者满
足于传统的信息传达渠道,他们不愿意听到现实生活中的不同声音,
不愿意看到自己的话语权被削弱。所以,面对社会上出现的所谓杂
音,他们的心态越来越不平衡,在有些时候他们甚至用不理性的声音
来回敬公众的批评。
其实,在现代民主社会,学术界的声音与公众的舆论并行不悖。学者
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发表真知灼见。有时候学者的意见与公众的舆
论并不匹配。但是,学者决不会动用自己的话语权,或者动用自己的
政治特权,排斥甚至压制公众的声音。聪明的学者会从公众的舆论中
获取营养,并且通过与公众有效沟通,争取更多的支持。
可是在我国,由于缺乏文艺复兴的洗礼,学者普遍缺乏民主意识,即
使以弘扬民主正义为己任的法学界,也普遍存在着不民主的现象。面
对那些不同的学术观点或者反对自己的声音,有些既得利益者迫不及
待地动用一切手段进行打压。这是我国学术界最大的致命伤。
把改革的主导权交还给公众,首先就要尊重公众的改革话语权。如果
公众对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改革措施缺乏表达意见的权利,或者,
公众的意见被斥责为阻挠改革,那么,中国早晚会回到万马齐喑的时
代。只有最大限度地尊重民意,中国的改革才会取得成功。
当前在中国国内弥漫着一种特殊的伪精英主义,在学术界少数人由于
参与了公共政策的制定,掌握了社会话语权,因而不自觉地把自己打
扮成社会精英。这些人脱离群众,夸夸其谈,在整个社会营造出一种
不良的学风和文风。当公众对某些改革政策产生疑问的时候,他们不
是伏下身段耐心解释,而是居高临下,以一种不屑的口吻,指责公
众。
与西方知识分子不同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胜者通吃”,他们不仅
在学术界呼风唤雨,而且在决策层拥有话语权,他们在某些领导人那
里扮演老师、顾问、精神领袖的角色,随时随地的发表不负责任的言
论。这样的角色定位,决定了中国当代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缺乏批判精
神,因为他们自觉地把自己看作是决策者。这些学术界的政治家、政
坛上的学者,唯恐自己的学术地位和政治地位陷落,所以千方百计地
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并以此来强化自己的学术霸权。正是在这种学
术政治化、政治学术化的大背景下,公众被彻底边缘化了。
中国当前出现的讨论,从表面上看是改革的问题,其实与改革没有多
大的关系。公众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将自己的所有情绪都发泄在某
些“传道者”的身上,他们以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话语权被剥夺的严
重不满。而部分学者假借拥护改革的名义,希望借助于政府权力压制
社会的不同声音,这就使得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压抑与被压抑、反抗
与被反抗的紧张状态。如果不了解这场争论的实质内涵,而故意将争
夺话语权的讨论转变为坚持改革还是否定改革的讨论,那么很可能会
正中某些学者下怀。
把改革的话语权交给公众,既是坚持改革正确方向的必然要求,同时
也是提高改革效率的最佳选择。决不能让少数人闭门决策,主导改
革,决不能让少数所谓的精英分子打着改革的旗号,损害公众的利
益。中国改革的目的正当性与程序正义性同等重要。决策者必须善于
倾听公众的意见,时刻关注群众的冷暖,切实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
的根本利益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