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初中时，曾经认为黄河流域的文化已不是华夏文化，而是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混血，南方更能体现传统意义上的汉族文化，结果遭到了家长的批评，被认为是无稽之谈。
《还珠格格》热播时，我写了《〈还珠格格〉批判》，顺带着批评了其他的“辫子戏 ”，结果引来许多人的不解；这一时期，我还写了《向“说不”说不》，又被人抨击为大汉族主义。
中国的社会主义民族观是一个特别奇怪的怪胎，它既不同于前苏联的和前东欧的，也不同于朝鲜、越南的。比如中华民族的概念，这个在户口簿里也无法体现的民族，在中国却被堂而皇之地叫了起来，在共产党夺权以后更被无限制地强化了。虽然强调阶级性，淡化民族性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共性，但像中国做得这样成功和到位的恐怕没有第二个。
“中日友好”那阵，据说一位老大娘看到日本国旗升起时，竟当场昏了过去。就是这样强烈的民族情绪，二、三十年后，竟所剩无几了。
毛泽东晚年时为了联日抗美，百般讨好日本，不仅认为日本人“已经赔过不是了，不能天天赔不是”， 甚至还说过“感谢日本军阀”这样无耻的话：
日本军阀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对中国人民来说已没有其它出路了，所以才觉悟起来开始武装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 ”，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军阀。 ( 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时的谈话全文 (1961/1/24))
一切从政治实用主义出发，以强权、政治斗争和糊弄的办法，生生地压抑了人们发自内心的民族意识 。满清就是这么干的，共产党也这么干。
为什么中国人可以轻易地顺从如此非理性的观点呢？说到底，还是强权在制约、扭曲着我们的思维方式。现在国人觉醒了，像《河殇》、《中国可以说不》那种浅薄、可笑的东西再也不会引起大家的共鸣了。《河殇》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把现在的黄河流域说成是华夏文化的结果，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我们的华夏文化到底是什么？因为那一代中国人被灌输了满脑袋的中华民族概念，忽略了华夏文明的变迁和演化。《中国可以说不》也是，完全是为了现实的政治服务，相当于“扶清灭洋”的义和团，你可以说他们是保守主义，是共产主义，但决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
好在今天的中国青年再也不会像没有网络的上一代人那样被随意愚弄了，最近，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热播的电视剧《施琅大将军》受到不少年轻人的自觉抵制便是明证。
中国能有这样一群青年是可贵的，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一文中说：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当然，他们这种激情还需要适当引导，不能让它走向非理性。
有人说现在的小青年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可我觉得他们是在“更高层次上的回归 ”。而我们的青年要有自信，不要因为主流打击就动摇了，有些人脑子受思维定势的影响，逻辑混乱，脑子转不过弯来，那就让我们来给他们纠偏。
西方的共产主义文化在中国形成的民族主义是没有根基的，不仅不能自圆其说，而且自相矛盾。这害了许多上一辈的人，一些人因此嫌弃自己的民族文化
，实际上，他们连自己的文化到底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们要理解他们，同情他们，帮助他们，因为他们也是制度的受害者。
至于一些自由主义者，他们的思维还停留在丧权辱国、贫穷落后的极端年代，又受到了一些道家思想的影响。于是，他们要推倒重来，他们不仅要打倒共产党，还要打倒儒家文化，让基督教文化来统治中国，这也是十分荒谬且不可行的，他们应当知道，只有牢牢立足于本土的文化才是有生命力的。
再回到“施琅”的问题上，“台独”，我们当然是要反对的，但我们更应该反对的是丧失廉耻的极端利己主义，因为“台独”的思想根源就在于此。其实，对于“台独” ，在某些小农意识浓厚的官僚和御用文人那里是无所谓（他们更关心的是个人得失），只是因为他们的主子不喜欢，于是他们就要攻击。怎么攻击呢？军队动不了，那就动嘴、动笔过干瘾，只要谁收复台湾就是对的，管他是政治反动，还是寡廉鲜耻。可如果台湾没有宣布独立，代表的又是“先进文化” 和“先进生产力”，那你鼓吹攻打台湾不就成了反对“三个代表”啦？再说了，手足之间拼个你死我活、血流成河，好玩吗？
“节，不必为君守，当为江山社稷守，为自身守” ，这是朱熹的三传弟子文天祥说的。对一个人来说，做人最重要，只要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国家，其他的就相对次要了。
当时台湾代表的是明朝，郑成功的长子郑经也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反攻大陆”，我这里并不是说明朝有多好，但你吃明朝的饭，拿国家的俸禄，你就不该翻人家的碗底，置民族于死地，这就是做人的原则。武王伐纣对不对，当然对，因为他代表的是正义之师，是华夏的正朔。但既反对纣王又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更令人尊敬。更何况，满清征服中国是野蛮、落后的游牧文化战胜相对文明、先进的农耕文化。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他们大开杀戒，在占领中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又用血腥的手段强逼汉人剃发、易服，搞满族特权、大兴文字狱。满清在政权的合法性上，可以说没有一点站得住脚的地方。
今天，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是共产党强加给我们的假民族主义吗？还是发自于我们良知的真民族主义？我觉得网上有个观点说得特别好：
施琅自称十七岁即作贼，南明隆武朝时参加了黄道周援助金声的义兵，因为黄道周不听其建议而出逃投靠郑芝龙，后随郑芝龙降清，在镇压广东抗清起义活动中罪恶累累。因为不得李成栋信任，自感前途无望，后来又投靠郑成功抗清义师，直到曾德事件后再次降清。南明永历帝死二十一年后，施琅灭掉了中国最后一个抗清基地台湾。施琅的一生，没有忠义观念，先做明人，再做清将，又做明人，复做清将，反复无常，这样一个人有什么资格作为民族英雄！
在我看来，就这样一个为一己私利放弃基本道义和良知的三姓家奴，不仅没有资格做民族英雄，恐怕连做人的资格都不够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