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切等名家 解读贝克特

　　纽约出版贝克特百年纪念文集
　　美国是最早接受贝克特作品的国家。当法国人还因为《等待戈多》的反戏剧倾向争论不休的时候，美国人却在最短的时间里接受了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剧目。1957年，美国的圣昆廷监狱的犯人编导并演出该剧，1400名犯人大多潸然泪下。这一场景后来被经常提及，成为美国人接受贝克特的最合适证据。
　　不过在贝克特100年诞辰之际，美国人没有再弄这样的煽情表演，而是做了一件踏踏实实的事情。纽约GROVE出版社新近推出了一套共16卷的“贝克特百年纪念文集”，并由文坛名家执笔推荐。媒体评论说，这套书虽然并非贝克特的全集，但对一代文坛和戏剧界的巨匠，具有足够的代表性。在1970年版贝克特作品集基础上编选的这套书，售价达400多美元。
　　贝克特难读吗？
　　这套书的最大卖点，是请来了当今文坛的红人做“绿叶”———写序或评论，包括保罗·奥斯特、萨尔曼·拉什迪、爱德华·阿尔比、库切。
　　媒体对此评论：请到的这些人出手都极犀利，尽管对他们来说贝克特有点儿高山仰止，也是块难啃的骨头，然而他们都不乏竞争心理地完成了各自“包干区”内的任务，而且都有闪光点，不落俗套。
　　库切写道：“要重读这批书，就意味着要迅速而及时地对难题做出回应。因为根本没有第二条路，这些书就是难读。”而《纽约时报》的观点是：并不是所有贝克特的作品都那么难啃；作家后期的作品，去掉了早期一味追求晦涩文本和专业术语的现象，作品由此越来越好读。像1930年代推出的诗歌作品“Whoroscope”，书页密密麻麻都是脚注；又像故事集“MorePricksThan Kicks”，东施效颦式地模仿乔伊斯，充斥混杂着生造的新词、外来的双关语以及浮华虚饰的手法———这些东西，除了研究贝克特的专家，一般读者根本没办法吃透。
　　从上世纪40年代往后，贝克特的怪诞行文有所收敛，于是咬紧牙关准备接受理解力考验的读者，却发现其实他的书都可以看懂。而今天，读者若在领教过作家早期的生硬笔法后，再重读三部曲《莫洛依》、《马龙之死》、《难以命名者》（1947－1950），那又会有发现新大陆般的惊喜———贝克特的文字原来可以那么鞭辟有力。这种力量会忽然变得急切，并升华为对人类内心景致一种炽热而执着的探索。《莫洛依》是一个关于双重寻人的故事，《马龙之死》和《难以命名者》里的叙述者们都自称不久于世，书中故事枝节横生。这几本书内有一种相连的思虑：写作也许是谎言的本质形态；而书中迷惘的叙述者，也都在深刻而真诚地寻找精神上的同行，以及某种绝对真理。这三部曲里有一个结始终打不开，并阴魂不散地延续到贝克特接下来十多年创作的各类作品中。这种气氛终于在《终局》中，当哈姆拿上帝开涮时，走到了绝地：“那狗崽子！他根本不存在！”
　　戏剧助贝克特走出死胡同
　　爱尔兰作家科姆·托宾颇认同他这位“半途而废”新教徒同胞的观点。他引用贝克特1945年的一段自省的话：从今后贝克特的创作之路“将以清贫为大，将缺少知识量，将不断抽取简化，将是减除多于添加。”贝克特对于创作意识的观点是：“当以喜剧的形式贴近悲剧。逻辑皆是罪过，讲求逻辑者，当给予无数的荒谬逻辑论，加以惩罚。”科姆·托宾同时尖锐地评说：贝克特用法语写作、然后自己把作品翻译为英文，并非上佳的选择———因为法语更偏向“柔弱”的质地，而英语则是“摆着诱人修辞和美学技巧的姿态，辞藻自足相映，像极了自恋的那咯索斯。”所有的评论者中，最辛苦的是J·M·库切，他要给读者介绍的是体裁综合的一卷：包含了诗歌、短篇小说和文学批评。不过他仍然交出了一份有见地的答卷，特别是关于贝克特在《三部曲》中搭起的那个“死胡同”。库切写道：“在接下来的30年里，我们看到贝克特的小说创作无法向前移动———动弹不得。或者不如说，这期间最重要的问题是：到底怎样才是向前，人为什么要向前。”结果是戏剧助贝克特走出了死胡同。贝克特从来不是个革命者，但他利用戏剧的表现力，假以自我视角，去冥想人类，冥想不得其解的现状，冥想不失诙谐的孤立和腐朽，还有他敦促自我的“继续尝试，继续失败，再次失败也要失败得好看些”。和库切的理解类似，剧作家爱德华·阿尔比在贝克特戏剧卷中，只写了两页的前言，开头就是：“你们拿到了一本多好的书啊。”他要让读者自己去发现作品的亮点。他先提醒大家，开头可能会不知所云，但读下去就会看到作者是怎样把戏剧事件与形而上的“生死”联系在一起的；贝克特的剧作，诗意在递进，文字越发精简，都织入了戏剧化的言语和行为———闷局会转化为一个值得尊重的玩笑。“还有更多”，阿尔比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