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在思想家足下

　　只有结合萧公权一生的游历，才能看出这位著名政治思想家的学术脉络
　　
　　　　
　　1968年5月31日，萧公权为华盛顿大学的学生讲毕“中国政治思想”最后一课，即兴发表了简短的告别演说:

　　“当五十六年前一个春天，名哲学家兼诗人的珊达雅纳(George　Santayana)正在哈佛大学授课的时候，一只知更鸟飞来站在教室的窗槛上。他注视这鸟一下，回过头来对他的学生说:‘我与阳春有约’(I　have　a　date　with　spring)；于是宣布下课，跟着向学校辞职，退隐著书。他那时年纪还不满五十，竟已从心所欲，悠然而逝。我没有资格学珊达雅纳。但我知道一件他不曾听见的秘密。照十一世纪中国哲学家邵雍计算，世界上的事物，在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后，一一完全重现重演。现在我与你们约定，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后，我们在这间屋子里会面罢”。

　　据《论语》，“从心所欲”之年在七十岁以后，这一年，萧公权七十二岁。他虽自谦“没有资格学珊达雅纳”，然步趋古圣的心愿终未落空，老怀可慰，实无遗憾。又过了十二年，萧公权才真的“悠然而逝”，去赴那十二万余年的“约定”。苏轼尝云:“逝者如斯，而未曾往也”；然则不妨说，斯人虽逝，犹有“未曾往”者存乎天壤间。此所谓“未曾往”者，其人之行迹与著作也；走过必有痕迹，著述或寿于金石，俱有不能磨灭之义。
　　
　　万里寄踪之迹

　　萧公权，本名笃平，字恭甫，号迹园。江西泰和人。生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卒于1981年。1920年，毕业于清华学校，旋赴美就读于密苏里大学，先入新闻学院，不久，转入哲学系。1922年，本科毕业。1923年6月，获硕士学位；9月，入康奈尔大学哲学系研究生院肄业。1926年，获博士学位；8月，归国。明年，博士论文《政治多元论》被列入“国际心理学哲学及科学方法丛书”，在伦敦与纽约同时发行。据萧氏弟子汪荣祖转述其师的“夫子自道”，则谓，作为不群不党的学者，萧公权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与其博士论文“高于时贤”的出版规格大有关系。

　　1932年，接受清华大学聘书，入政治系，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和“当代西洋政治思想”。因萧公权系从哲学转入政治学，同事认为他不是“科班出身”，不免有些轻视。张奚若就在课堂上讲，“中国没有值得研究的政治思想”，言外之意，萧某讲中国政治思想，不过是“捕风捉影，大言欺人”。此后，相处既久，嫌猜渐泯。但是，1940年，张奚若上书清华大学校长，谓萧公权“出于计较个人小利”，于1937年“休假逾期不归”，敦请校方追究萧公权的违约责任，并应索还其在休假期间领取的薪金和经费。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清华南迁，萧公权转受四川大学之聘；自此，直至1946年，在川先后执教于四所大学(除了川大，还有华西大学及迁至成都的燕京大学与光华大学)。1949年9月，赴美，出任华盛顿大学教授。自是，在华大任教十九年，直至退休。1957年，撰成《中国乡村》。1960年，此书获美国学术团体协会“人文学术卓著成就奖金”。1972年，出版自传《问学谏往录》与诗集《迹园诗稿》。1975年，《康有为思想研究》(英文)出版。1979年，弟子牟复礼(Frederik　Mote，美国史学家)英译《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卷出版。1981年，逝世。
　　
　　教学相长之书

　　萧公权总结生平，尝谓，读书二十四年(1902－1926)，教书四十二年(1926－1968)，“教学相长”，“心得其乐”；而《中国政治思想史》则是“教学相长”一语最妥帖的注脚。

　　萧公权能入南开大学，乃因原任教授徐谟辞职，经其堂兄萧蘧推荐，方为校方聘请。徐谟走后，留下一门“中国政治思想”的课，由萧公权继续讲授，此课并无现成讲义，只能“草鞋无样，边打边象”。新编教材也不能一蹴而就，只得一边备课，一边上课；其时，每周课时不过九点钟，备课却要花上五倍的时间。两年中，就这么“勤慎将事”，总算“平稳度过”，编出了初稿。

　　萧公权虽出身于哲学系，然博士论文与政治哲学有关，对西方“政治学观点”自有领会。他虽未正式受过史学训练，但自小接受严格的传统教育(1902－1914)，依“六经皆史”之义，可说对中国史料的掌握与解读具有根柢；而所谓“历史学方法”，本就是舶来品，若对在美所学之“科学方法”加以变通运用，信能取得举一反三的效果。萧公权从未以“思想家”自命，虽然他做的工作是研究“思想史”；而史家的工作态度恰应是“规范与冷静”，又何取于“尖刻”耶？况且，此书“定位”本是教材，自应多提供知识，少灌输判断；否则，写成一部政工版两千年儒法斗争史，或五四版传统思想黑暗史，那又有什么益处？当然，若论者所谓“尖刻”，并不指观点的一味“尖”新及非黑即白的“刻”板，而是用以形容识见的“尖”锐与深“刻”，则此书之“尖刻”程度，又非一般泛泛之作可望项背也。即以名史家缪凤林对此书的赞语，稍作申说，以为例证。
　　
　　石破天惊之论

　　缪氏称此书“谓法家思想与近世法治如两极之相背，真令人有石破天惊之感”。按，萧书第一编述先秦政治思想，于儒、法两家之异同，剖析入微，立论至当。如“尊君”一事，儒家虽持民本观念，不承认君主拥有绝对的权利，但其对君主之态度则视君主本身有否“道德”而定。贤如尧、舜，当然要尊他；恶如桀、纣，不仅不尊他，还可以造反推翻他。听起来不错，但这是将道德、政治混为一谈，“不脱古代思想之色彩”。法家则不然，其视君主本身为政治上“最后之目的、惟一之标准”，不论尧、舜、桀、纣，贤与不肖，只要他依法做了皇帝，便要尊重他的“势”，别说推翻他，就是妄议治法也是不当。

　　粗一看，法家思想纯为君主专制张目，毫无现代气息；其实，法家之意，乃谓圣人与暴君都是不世出的“怪胎”，与其“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反不如“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可见，法家之“尊君”，实则注重法律建设、摈弃道德判断，是一种“含有近代意味纯政治之政治哲学”，当较儒家“尊君”为优。但是，法家作为一种“含有近代意味”的政治思想，在秦、汉以后，终被儒家遮蔽，未能主导中国的“现代转型”，原因何在？

　　萧公权认为，这是法家政治哲学不够彻底所致。他举柏拉图为例。柏拉图曾以“哲人王”(略当于吾国传说之尧、舜)治国为理想制度，后来发现，人类社会事实上不可能出现这样的理想人物，于是，改弦易辙，“更立法治之政体，欲以可守之良法代不可期之明君”，由此，才发展出近代欧洲的宪政理论。法家则止步于“君本位的法治思想”，不仅未能订立“制君之法”(今谓宪法)，商鞅、韩非之徒犹欲“人君之地位超出法上，其本身之守法与否不复成为问题”——当然，此种论调的产生，不得不受制于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型，及国君与贵族争夺权力的历史潮流。而且，法家因反对儒家的“革命”说，一旦遭遇
“法之不行，自上犯之”的局面，便束手无策；反观先秦儒家，保持有限“尊君”的灵活立场，一旦“天怒人怨”，则不妨以暴易暴，另起炉灶，转较“立法自毙”之法家为优也。因此，萧公权才说，法家思想虽具“法治”成分，但最大功用却是催熟了君主专制理论，“去近代法治思想，亦愈辽远矣”。

　　法家思想之前卫性不及柏拉图，灵活性则逊于儒家，因此，秦、汉以来，法家思想对吾国政治之影响渐趋微弱，其间虽有王安石、张居正之徒，奇峰崛起，与世相抗，终不过昙花一见，不足以改天换地。数十年前，曾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评法批儒”运动，参与辩论之学者实繁有徒，政治意味虽浓，学术含量或曰学术热情其实也不小。盖自上世纪初以来，此类政学合一的大辩论已不少见，有心读者若忽略运动背后的政争意味，仅从学术史、思想史的角度加以检讨，亦非毫无收益。惟所见“评法批儒”各方立论，未有如萧公权所论之深切著明者，大皆貌似“尖刻”，实则“中和”矣。再，近年所见国人述论法家政治思想者，似亦未有超出萧氏昔日范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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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有为思想研究》，萧公权著，汪荣祖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7月版，3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