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研究的三个历史分期
中国流氓研究的历史十分短暂，它起源于新文化运动，终结于20世纪末，正好是一个世纪的光阴。按其发展的程度，可以大致分为初始期、垄断期和觉起期等三个阶段。
初始期（1900～1949）
黄远生在民国元年的《少年中国周刊》上发表《游民政治》一文，率先宣称中国“数千年之政治”，本质上就是“一游民之政治而已”。该文以国家主义立场对游民历史进行研判，认为中国社会所有弊病，均因游民而起，甚至古代暴君贪官和当代“新党”（指20世纪初的政治改革者和革命者）也都是流氓主义的变相。将国家与社会弊政完全归咎于流氓主义。尽管这一立场显示了对“流民”的国家主义偏见，但它将流民视为营造中国历史的主体，却是惊世之语，成为狭义流氓学诞生的愤怒先声。
数年之后，也即1919年，杜亚泉在《东方杂志》16卷第四号上发表《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之原因》，对游民现象作了进一步阐释，认为中国社会的“过剩的劳动阶级”就是“游民阶级”，它通常与“过剩的智识阶级”联合，与“贵族阶级之势力”相抗衡，由此引发了社会的“更迭盛衰”。杜亚泉藉此透彻地揭示中国历史变迁的根源：贵族文化达盛时，社会沉滞腐败，则游民文化代起之，游民文化过盛时，社会骚乱紊乱，则贵族文化起而代之。此历史上循环之迹也。”杜亚泉的文章犀利地洞悉了中国现代社会变革的弊病：中国现代改革没有摆脱贵族－游民这两个阶级自我循环的怪圈，这将断送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前途。杜亚泉指出，中国革命并非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而只能说是一种“帝王革命”而已。这个惊人的预言不久就获得了充分的验证。
杜亚泉的文章还指涉了游民文化的特点：尚游侠、喜豪放，不受拘束，不治生计，嫉恶官吏，仇视富豪，等等。这正是中国古代流氓主义的精神特征。但杜文和黄文一样，坚持把流民阶层作为负面的道德形象加以抨击，从而为大陆体系的狭义流氓学研究，奠定了批判性的基调。
除此之外，鲁迅1930年对流氓的论述也曾受到关注：“‘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鲁迅次年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进行《流氓与文学》的演讲，为流氓下了进一步的定义：“流氓等于无赖子加壮士、加三百代言。”鲁迅还探寻了中国流氓的起源，宣称“流氓的造成，大约有两种东西：一种是孔子之徒，就是儒；一种是墨子之徒，就是侠。”12 鲁迅以儒学和墨学作为流氓主义的起源，首次揭示了流氓主义和知识份子（士大夫）在起源学上的亲缘关系。
置身上海租界和陷于刀笔之战的晚年鲁迅，还在其它许多场合指涉了“流氓”一词。其中最有名的是在《上海文艺之一瞥――八月十二日在社会科学研究会讲》（收录于《二心集》）一文中激烈攻击叶灵风、鸳鸯蝴蝶派作家和创造社的郭沫若等人是“流氓＋才子”。但除了上述论证之外，其语境和语义大多游移不定。由于“流氓”是鲁迅用来抨击敌手的利器，因而鲁迅的“流氓”之说总是夹杂个人意气，难以作为学术思想纳入流氓学的研究框架。
垄断期（1950～1980）
1949年北京建政之后，马克思和毛泽东的阶级分析理论成为主流，其它学派均喑哑无声。黄远生和杜亚泉的研究并未获得广泛相应，恰恰相反，他们的声音只能是空谷回音。另一方面，基于国家的严厉镇压和管制，流氓大步退出了中国社会。早在五十年代初期，随着青帮流氓大亨黄金荣向上海市人民政府递交“认罪书”，以上海为中心的南方城市流氓集团和乡村土匪势力（如“三合会”和“袍哥”）被迅速剿灭，流民被户籍和重新分配的土地所固化。国家主义获得了罕见的绝对威权。这种流氓的缺席从另一侧面终结了刚刚开始的知识界的流氓学研究，令其呈现为近三十年的空白状态。
尽管知识界的流氓学沉沦无声，但国家主义的流氓学并没未消失，相反，它继续对底层党员和民众进行着权威性指导。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宣称，“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最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有时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马克思还指出，中世纪流氓的好勇斗狠，是以懒散怠惰作补充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以此为据，建立了“流氓无产阶级”词条及其基本阐释。
马克思的流氓定义无疑是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与流氓关系的理论基础。但早年的毛泽东还是流露出了对后者的深切好感。毛在1926年3月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结尾列入了“游民无产者”，形容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并指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入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都曾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入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但毛泽东对流氓的好感随着新政权的建立而烟消云散。1967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在收录上述文章的同时加入了一个详尽的“学术”注解，全面矫正了国家对流氓帮会的阐释，它宣称，“很明显，农民和手工业者是不可能从这种落后性的组织中得到出路的。这种落后性的组织有往往容易被地主豪强势力所操纵和利用，加上他们带有盲目的破坏性，因此有的就变成了反动力量。”为了更具说服力，该注解还颇有耐心地回顾了“一九二七年蒋介石举行反革命政变的时候，曾经利用过这种落后的组织作为破坏劳动人民团结和破坏革命的工具。”该注解从中获得的逻辑结论是，“当近代工业无产阶级的力量盛大兴起以后，农民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逐步建立了完全新式的组织，这类原始的落后的组织即失掉了它们的存在价值。”毫无疑问，新“注解”比毛泽东本人更明晰地传达了北京对流氓的政治立场。社会主义流氓学的纲领就是如此。
觉起期（1980～2002）
八十年代以来的后毛主义时代，基于极权主义的逐步解体、人口的严重过剩导致大规模的土地危机、城市经济改革带来大量新的职位，从而导致流民现象卷土重来，而且变本加厉。广义流氓社会死灰复燃，开始了全面复兴的进程。这一剧烈的社会变化促成了流氓学的苏醒。从八十年代后期到本文写作时为止，大约有几十种相关著作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出版或在互联网上传播，形成了流氓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其中正式出版物以陈宝良《中国流氓史》、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和龚鹏程《游的精神文化史论》（台湾）为代表，而互联网读物则当以王毅《明代流氓文化的恶性膨胀与专制政体的关系及其对国民心理的影响》和任不寐的《灾变论》为样板。所有这些著述都大大扩展和深化了流氓学的研究，将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认知高度。
本文题图：梁硕《城市农民》（雕塑）